从50年代我开始懂一点事起，在科学学术领域以及政府专业部门中，对“ 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外行能不能领导好内行”、等 问题已经争执了约半个世纪。

某些领域学术“近亲繁殖”在该学术领域与政府相关专业部门已经发展到影响国计民生的严重状况，再次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学术领域与政府相关部门，是否应当坚决采用“外行领导内行”的原则？

国内学者近年对“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外行能不能领导好内行”的评论

《 人民网 》2005 年 3 月 1 日 发表 郁闷中《 理当 “ 外行领导内行 ” 》：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708/3211500.html

-- 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这个问题好象已经争执有半个世纪了吧？……内行未必能领导得好，而“外行领导内行”的成功例子倒是史不绝书，历来如此。

-- 汉高祖刘邦如此总结其“外行领导内行”的成功经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养，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自承，在出谋划策、保障后勤、行军打仗等各方面都不如张良、萧何、韩信 这些专家，是个“外行”。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干不了参谋总长、后勤部长或者方面军总司令的“外行”，却得心应手地驾驭、使用张、萧、韩等“人杰”，领导这些“内行”破秦、灭项、“取天下”。其实，岂止刘邦兴汉是“外行领导内行”，中外古今，“外行领导内行”的比比皆是。

-- 足智多谋、一专多能的诸葛亮，“事必躬亲”，却也没见他操起丈八蛇矛上阵冲杀，只因他对十八般武艺实在件件“外行”，而这个“外行”却领导着十足“内行”的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郭沫若学医出身，精文史、工考古，但他当中科院院长也仍然是“外行领导内行”——不说大量的理学、化学、地学这些自然科学，即使与文史同属社会科学的法学、经济学，他还不都是十足的“外行”？现任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工学院教授出身，工程学科数以百计，他又能“内行”百分之几？至于全国上下遍布 360行领导岗位上的书记们，就更不用说了。一言以蔽之：“外行领导内行”，天下通行。

《人民网 — 强国论坛 》2006 年 1 月 6 日 发表 函授博士 《 还是要外行领导内行》：

http://bbs.peopledaily.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29423&typeid=17

-- 本来“外行领导内行”是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而在文革结束后则将外行领导内行看做是左的错误。于是各个科研单位外行纷纷退出，红军老干部也纷纷离休，这样各个科研单位就都成了内行领导内行了。

--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恶果，对中国科研的破坏是难以令人想象的。

-- 先说我国的陈景润是怎么冒出来的，是他找到当时数学所的一个外行党委书记，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行，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这个党委书记立即非常重视，于是上报到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也就立即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于是陈就立即住进了高干病房，享受部级待遇。实际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文革中，在人民日报上也是吹得非常邪乎的，实际上他的成果也是外行领导发现并上报中央的。

-- 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数学所不是一个外行领导，而是一个陈的同行领导，是一个数学家当所长，会出现什么情况？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领导是比陈水平更高的数学家，第二种情况是这个领导的水平要比陈臭一些，但好歹也发表过一些一般人看不懂的数学论文，也推导过两个小定理。那么，第一种情况稍好，陈会得到数学家内行的赏识，但决无可能将他的成果上报中央，让中央重视并使陈获得高干待遇。那领导一定会这么想：“我还没有得到的待遇他怎么能够得到？”

-- 第二种情况就更惨，那个半专业人士还惦着自己受到中央赏识呢，怎么能够让陈景润冒尖？

-- 实际上，真正能够打击和压制人才冒尖的并不是外行，而是内行。我从“实话实说”节目中的老易的表情，就知道实际上他在他原来的研究所里受到了相当程序的打压，最后强迫他退休把他排挤出来了。他有没有院士的水平？也许有，可是院士被另一些专业人士强占了。那些专业人士也不能说什么都不懂，也还是专家，写的论文别人也看不懂，看起来很高深的样子。

《乌有之乡》2007 年 3月 14日 转载柳鲲鹏《外行领导内行有利于学术民主 》：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703/16398.html

-- 20 多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不久，出现了一个观点，认为“内行领导内行”好。这个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外行领导会导致瞎指挥。当时这个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执行。过去这么多年，这个良好的愿望，是否给我们带来期望的结果呢？看看现实，我们很遗憾的发现，“内行领导内行”的做法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的好处，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 在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在科技领域，自从内行领导内行以后，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没有什么像样的高科技出来。任何涉及技术的产品，要么是外国生产的，要么是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生产的，要么材料是进口的，要么生产线是进口的。当家电厂商在拼命鼓吹自己是民族产业的时候，从来不告诉人们自己只是组装产业而已。内行干什么去了？争名夺利去了。

-- 我们也不用再说更多，总之一句话，“内行领导内行”，没有给我们带来期望的结果，反而把我们引进了死胡同。怎么会这样？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那个看似正确的“内行领导内行”直接导致学术霸权，丧失了学术民主。

--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比如对同一个事物，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和认识的局限，所以人们得出的观点多种多样，为此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千奇百怪。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过不断争论而深入，那些错误的观点就会被淘汰，最后汇总成一个或几个广为接受的结论。

-- 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在出现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有人有特别的权利，可以指定某个观点是正确的，可想而知他一定是倾向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争论来得到一个不求正确或者更好的观点，只能是缘木求鱼。等出了问题，却又借口是集体的决定而推托责任，或者干脆利用自己的权力否认错误、压制争论。

-- 相反如果是外行领导内行，又会怎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 首先，领导知道自己是外行，为了做好工作，就要虚心听取内行的观点，为此还要引导内行对工作的各方面深入争论，以发扬长处改进短处。

-- 内行虽然没有职位，但是由于自身的良好技术，因而会得到很好的尊重，在群众中也具有很好的影响。对内行的尊重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官本位的思想也会受到有效的纠正。这也可以较好的保证学术民主，促进各种创新技术的进步。

-- 领导和内行，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也是共同进步的动力，因而成为发展的对立统一体，相互制约和促进。

-- 说到最后，那是不是说领导就不要学习了？就一直当外行了？当然不是。作为领导，能够学习专业当然是好的。不过领导的主要工作不是搞学术，而是组织好工作，引导各方——特别强调的是，包括观点对立的各方——对执行方案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扬长避短。也就是说，即使领导是内行，也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免权力破坏学术民主。

-- 既然外行领导内行可以促进学术民主，有利于发展，那么今后就执行了。

“新华王勇”2007 年6月 22日 的文章《还是外行领导内行好》：

http://blog.xinhuanet.com/blogIndex.do?bid=5837&aid=6908253&page=detail

-- 有“公共知识分子”之誉的艺术家陈丹青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我是痛恨外行领导内行，现在我是非常希望外行领导内行。”可能因为网上曾经炒作他痛斥把艺术创作列入“科研项目”是“外行领导内行”，所以他才有对此“新”观点的解释：

-- “是外行还好点。过去的文艺单位老书记其实比现在可爱多了，他不懂文艺，他有时候说些老粗的话。但实际上他们很尊重你。他觉得你是画家，你是演员，我不懂。他就不干预了。有些书记你做什么他还会拼命帮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现在的一些院校的书记是业内专家，是内行。但他会同行互相排斥，学术行政化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今天学术界的所有悲剧都来自这里。”

-- 猛然一听，似乎偏激，细细琢磨一下，蛮有道理。想当年，我国搞石油大会战，搞“两弹一星”，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取得的伟大成就。余秋里，一个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将军，愣带着一帮内行、“铁人”建起了“大庆”，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聂帅、张爱萍将军等“外行”更是依靠内行奠定了中国“核武器国家”地位。

-- 在现实工作决策中，外行领导虚心好学，尊重科学、真理，没有条条框框，只要你讲得有道理，做起来有可行性，有利国计民生，我就采纳，我就安排贯彻。外行的目的性强，大目标很明确，不会计较一时得失，明白“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道理，有自己的时间表。而那些内行领导呢？既有门户之见，又自以为懂而不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还患得患失，一个东西认证过来认证过去，时间浪费过去了，劳民伤财，办不成任何大事。

-- 在做小事上面，外行领导显得更洒脱，只要你的方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尽管做去吧！而所谓内行领导者，喜欢吹毛求疵，让下属没有发挥空间，更别说创新了。所以说，内行领导也办不好小事。

-- “外行领导内行”比“内行领导内行”更有效率的道理其实早就经过证明了的。就像一个企业，董事长可能是外行，他只要根据内行下属们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决策。ＣＥＯ也可以是外行，他只要有执行力，全力贯彻董事会精神，下面操作层面的就必须是内行了，具体怎么达到既定目标，由他们去做就行了。

可惜现在太提倡“内行”当领导了，搞得那些当了领导的人不得不充“内行”，结果呢？只会更糟。

国外知名科学社会学者强调 “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 ”

“科学共同体”的代表人物可能看不起国人挑战其“学术权威”的上述评论，但对 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界知名批判家的评论不可不以为然。

（美）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1924-），蜚声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批判家。他向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论提出了挑战，并由历史主义哲学中的相对主义走向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方未能论的多元主义。

《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是继《反对方法》之后，法伊尔阿本德关于科学的本质及其作用的又一力作。他将科技哲学延伸到整个社会层面，以机智而犀利的论辩回答了人们对他的批评。

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法伊尔阿本德非常明确地解释了“ 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 ”的道理。

为避免何祚庥“院士”、方舟子、司马南等人扣上断章取义的帽子，本顾问特地全文节录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与上述内容直接有关的三段内容，并提供原文链接如下：

http://www.csc.pku.edu.cn/page/pic/20060920202452_ziyou.pdf

一、民主判定高于“真理”和专家的意见

--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关系到自由社会中公民和传统的权利，另一个关系到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 ( 也许是不利的 ) 结果。

--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个别的公民有读书、写作的权利，有权利为他突然想到的任何东西做宣传。如果他生了病，而他相信信仰疗法，他便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让相信信仰疗法的人来治疗自己，如果他更相信科学，他就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让科学的医生治疗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他不仅有权利接受某些思想，按照这些思想生活并传播这些思想，而且还可以建立支持自己观点的社团，假定他能资助它们、或能找到愿意给自己以财政支持的人的话。给公民以这种权利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每个人都应能追求他所认为的真理或正确的程序；第二，对人们假定的真理或正确的程序作出有用的判定的惟一方法是最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穆勒在他的不朽文章《论自由》中说明了这些理由。作出比他更好的论证是不可能的。

-- 假定了这一权利，公民对他为之作出财政捐献的任何机构的管理便有了发言权，无论他的捐献是私人的还是作为纳税人支出的。州立学院，州立大学，用税款支持的研究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都要服从纳税人的判定，所有地方小学也是如此。如果加利福尼亚州的纳税人要他们的州立大学讲授伏都教、民间传统医术、占星术、祈雨舞的仪式，这些大学就必须讲授这些东西。专家的意见当然也要予以考虑，但专家将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是民主构成的委员会的决定，在这些委员会中，外行占有优势。

-- 但外行有作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吗 ? 他们不会信奉严重的错误吗 ? 让专家做出基本的决定难道是不必要的吗 ?

--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当然不必要。民主政体是由成熟的人组成的，而不是由被一个自称无所不知的小集团所支配的蠢人组成的。成熟不是在大街上到处可以找到的，它必定是学来的。它不是在学校中学来的，至少不是在今天的学校中学来的，在今天的学校中，学生碰到的是一些枯燥的、已被窜改了的以往决策的范本，成熟是通过积极参加仍有待作出的那些决定而学到的。成熟比特殊知识更重要，必须追求，即使这种追求与科学家微妙而精制的伪装相冲突。说到底，我们必须决定特殊形式的知识应如何应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信任的，它们与人类存在的整体、因而与其他形式的知识有什么关系。当然，科学家假定没有比科学更好的东西了。民主政体的公民不能以这种虔诚的信仰为满足。因此，需要外行参加基本决策，即使这会降低决策的成功率。

-- 我刚才描述的情况与战争中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战争中，极权主义国家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都不会限制它的策略；惟一的限制是物质、才能、人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民主政体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敌人，即使这会减少胜利的机会。不错，只有极少数的民主政体曾实践过这种标准，但那些实践了这些标准的民主政体对我们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思想领域中，情况完全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比赢得战争、促进科学、发现真理更重要的事情。何况，将基本决策由专家之手转给外行处理会降低决策的成功率，这一点根本不确定。

二、专家的意见经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有外部控制

-- 首先，无论在基本问题上还是在应用问题上，专家们经常得出不同的结果。谁没有在自己的家庭中至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病例，其中一个医生建议进行某种手术，另一个医生提出反对，而第三个医生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 ? 谁没有见到过关于核安全、经济状况、农药的效果、喷雾器、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人种对智力的影响的各种辩论 ? 在这种辩论中有两种、三种、五种甚至更多的观点出现，而在所有这些观点中都可以找到科学的支持者。有时人们几乎倾向于认为：有多少科学家就有多少见解。当然也有科学家意见一致的领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的信心。意见一致经常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反对者受到压制或保持沉默以维护科学作为可靠性的源泉和几乎是无误的知识的声誉。在其他情况下，意见一致是共同偏见的结果：见解的采纳没有经过对所要检验的问题的详细考察、并得到了同一个经过详尽研究而成为权威的人的鼓励。对占星术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我马上就要予以讨论。因而，意见一致还是表现了批判意识的降低：只要只有一种观点被考虑，批判就仍然是虚弱的。为什么只依赖于“内部”考虑的意见一致结果经常是错误的，原因就在这里。

-- 外行和业余爱好者可能发现这种错误，而且实际上经常发现这种错误。发明者建造过“不可能的”机械，作出过“不可能的”发现。外行或具有异常背景的科学家推动了科学。爱因斯坦、玻尔、玻恩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反驳神话和传奇没有事实内容这种看法的施利曼最初是一个有成就的商人；反驳石器时代的人不能进行复杂思考这种看法的亚历山大·马沙克最初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罗伯特，阿德里是一个剧作家，后来研究起考古学来，因为他相信科学和诗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哥伦布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不得不在晚年的时候学习拉丁语。罗伯特·迈耶只知道 19 世纪早期物理学的概貌。 50 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迫大学重新讲授传统医学，因而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当时他们对复杂的科学医学只有极少的知识。这怎么可能 ? 没有知识的人或知识很少的人有时比彻底懂得一门学科的人做得更好，这怎么可能 ?

-- 答案之一与知识的性质有关。任何一部分知识都包含着有价值的成分和一些妨碍发现新事物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完全是错误。它们是研究必不可少的：获得一个方面的进步不可能不阻碍另一个方面的进步。但是，“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许揭露了迄今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一个怪物。它也许严重地破坏了整个领域的权威。因此，科学既需要狭隘性，又需要无知，前者在自由自在的好奇心之路上设置障碍，后者要么无视这些障碍、要么不能发觉这些障碍。科学既需要专家，也需要业余爱好者。

-- 另一个答案是，科学家们常常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有坚定的意见，他们知道关于这些意见的某种标准论证，他们甚至可能知道某些他们正在进行研究的特殊领域之外的结果，但在多数情况下 ( 由于专业化的缘故 ) ，他们依赖于、并且不得不依赖于流言传闻。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智力和专门的知识。任何人只要有点坚忍不拔的精神都可以发现这一点，然后他还会发现，许多十分自信地提出的传闻不过是简单的错误。

-- 例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R.A. 米利肯在《现代物理学评论》第 29 卷 (1949 年 ) 第 344 页上写道：“爱因斯坦对我们大家呼吁说——‘让我们仅仅把它 ( 迈克耳逊实验 ) 作为一个业经确立的实验事实来接受，并由此着手计算出它的不可避免的推断’——而他本人以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具有的精力和能力进行了这项工作。这样，狭义相对论便诞生了。”

-- 这段话认为，爱因斯坦首先对实验进行了描述，他要求我们不要管先前的思想而只集中注意实验，他本人放弃了这些思想，并用这一方法得出了狭义相对论。人们只要读一下爱因斯坦 1905 年的论文，就会认识到他的研究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他没有提到过迈克耳逊 - 莫雷实验，也没有提到任何特殊的实验。论证的起点不是实验，而是一个“猜想”。爱因斯坦的建议不是淘汰这个“猜想”，而是“将其提升为一个原理”——这与米利肯对爱因斯坦的做法的描述恰好相反。任何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不需要特殊的物理学知识，因为这段话出现在爱因斯坦文章的第一部分和非数学部分中。

-- 另一个更专门的例子是所谓的诺伊曼证明。在 30 年代中，对量子论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解释。按照第一种解释，量子论跟统计力学一样，是一个统计理论，不确定性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自然界的不确定性。按照第二种解释，不确定性不仅表达了我们的无知，它们还是自然界中固有的性质：根本不存在比不确定性关系所表明的状态更确切的状态。第二种解释得到了玻尔和海森堡的辩护，玻尔提出了种种定性的论证，而海森堡用了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它。此外，还有冯·诺伊曼提出的一种有点复杂的证明，该证明据说表明量子力学与第一种观点不相容。一直到 50 年代，会议上的讨论一般是这样的。首先，为第二种解释

作辩护的人提出自己的论证。然后，反对者提出反对。这些反对意见有时很难对付，不容易回答。这时就会有人说道“但是冯·诺伊曼已经证明……”，于是，反对者沉默了，第二种解释便得救了。它的得救并不是因为冯·诺伊曼的证明广为人知，而是因为仅仅“冯·诺伊曼”这个名字便是压倒任何反对意见的权威。它是因为权威的传闻的力量而得救的。

-- 在这一点上，“现代”科学和中世纪之间的“相似性”已经变得十分显著。谁不记得当时的反对意见是怎样由于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而被消除的 ? 谁没有听说过一代一代传下来并形成中世纪知识重要部分的许多传闻 ( 例如，幼狮生下来是死的，母狮舔舔它们便活了 )? 谁没有愤慨地从书上读到，观察是怎样由于提到了一些不过是进一步的传闻的理论而被拒斥的 ? 在这一方面，谁自己没有就现代科学的优越性发表过武断的意见，或听别人发表过武断的意见 ? 这些例子表明，现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之间的不同最多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两者都有相同的现象。当我们考虑科学机构是怎样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其他机构时，这种相似性便会增大。

三、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

-- 接受科学家和医生的判定而不作进一步考察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说这个问题无论对较小的团体还是对整个社会都很重要，那么这种判定就必须接受最艰苦的细究。恰当选举出来的外行的委员会必须考察进化论是否真的像生物学家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充分确立、在他们的意义上确立是否解决了问题、它是否应该在学校中取代其他观点。他们必须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考察核反应堆的安全性，必须给他们获得一切有关资料的权利。他们必须考察科学的医学是否配得上今天享有的理论权威的独特地位、获得基金的权利和切割身体的特权，非科学的医治方法是否经常没有优越性，他们必须鼓励有关的比较：部落医学传统必须由那些喜爱它们的人来恢复和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因此获得了某种关于科学的有效性的知识。这些委员会还必须考察人们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心理学试验的恰当判定，应该如何评价监狱改革——等等，等等。在所有情况下，最后的决定权不是操之于专家之手，而是操之于直接有关的人的手中。

-- 假如普通的人们准备“进行某种艰苦的研究”，他们便可以发现专家的错误，这是任何陪审团的基本假定。法律要求盘问专家，他们的证言要服从陪审团的判定。为了作出这一要求，法律假定，专家毕竟也是人，他们也会出错，甚至可能在他们专业的主要问题上出错，他们试图掩盖任何不可靠的来源，以防降低他们观点的可信性，他们的专门知识并不像他们经常暗示的那样不可达到。法律还假定，外行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理解专家的程序、发现他们的错误。这一假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审判中得到了证实。有才能的律师可以识破使人印象极深的行话，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所不知的炫耀背后揭穿不确定性、不明确性和极端的无知，找出拥有荣誉学位、大学教授职位和科学社团主席职位的自负而富有威胁性的学者的错误：科学并不是人类天生的精明所不可及的。我认为，这种精明适用于所有现在操之于专家之手的重要社会事务。

[节选自《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第 101-108 页；第116-118 页。]

附录：1975 年海城地震最终得以及时发出临震预报归功于当时负责地震工作“外行领导内行”的部队首长文华（Wen Hua ）果断决策没有听从辽宁省地震局专家的意见！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6.php

附录：中国地震局“专家”排斥异见误导加拿大学者片面总结1975 年海城地震地震预测经验全面否定海城地区“群测点”依据地电异常震前做出成功预测的事实及其重大科学意义！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7.php

附录： 对1975 年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片面总结低水平 “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否定海城地区业余“群测点”采用地电监测技术临震前成功预测海城地震的 高水平的贡献及 科学意义，是中国地震局漏报1976年唐山地震的重要原因之一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8.php

《唐山警示录—七 · 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 》披露：1976年 7月28日夜，当时的华国锋总理等中央领导听取国家地震局领导和专家的汇报。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梅世蓉向当时的中央领导的汇报中却说：

-- 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向当时的中央领导的汇报的情况是否是事实？她为什么强调“ 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 ”？唐山地震是否是“ 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 ”的“ 一次突发性地震 ”？唐山地震是否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

根据中央领导要求国家地震局认真总结唐山地震漏报原因的指示，国家地震局组织了“唐山地震经验总结会议”。国家地震局呈报中央领导的《唐山地震经验总结会议》1977年1月20日《简报》第八期《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白纸黑字明确承认：

-- 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会议就漏报唐山地震有关科技方面的原因继续进行讨论，从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情况来看，初步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在有中期趋势背景的条件下，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比较突出的有宝坻地电、香河水准、昌黎地磁、滦县田疃和安各庄的水氡等，时间长，幅度大，这些异常是前兆还是异常分不清。海城地震后，又分不清这些是前兆还是后效。一九七六年四月份，在这个地区又相继发生了内蒙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和河北达成四点四级地震，轻易地认为多数异常对应了这两次地震，导致了五月京津唐渤张地区碰头会得出今后两个月内不会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错误结论，对本地区趋势背景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思想上丧失了警惕。震前虽有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织反映了一些异常，但有的被否定了，对一些预报意见，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过去总结了一些震例，思想上受到了束缚，把特性当作共性，机械套用，等待类似的临震标志再次出现，如地震活动升级或出现前震、趋势异常的大量转折或恢复、“一大二跳”的临震突变异常和宏观异常的几起几落等等。而唐山地震前的特点同海城地震不一样，因而未能作出临震预报。

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地壳深部构造情况不明，思想上受历史地震活动的框框所束缚，对这一地区的地震危险性估计不足。

四、地震观测仪器和装备比较落后，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建立或不健全，台站观测质量不高。地震科研工作开展的不够，地震预报水平低。

同志们在讨论中普遍认为，这次总结还是初步的，还很肤浅，今后还要进一步分专业深入总结，认真找出漏报原因，吸取教训，搞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值得注意， 1977年1月20日印发了 450份的《唐山地震经验总结会议》《简报》第八期中总结的《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不可谓不认真，因为报送的领导与单位规格最高，包括“华主席、叶副主席、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各位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央宣传口、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河北省委、省革委会”，同时抄送“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并发“会议各代表”。

仅此国家地震局自己的报告就证明1976年 7月28日夜，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梅世蓉向当时的中央领导的汇报全然不是事实：

唐山地震不是“ 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 ”的“一次突发性地震 ”，而是“ 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 ”，而且梅世蓉为首的国家地震局相当部份“专家”对“ 这些异常是前兆还是异常分不清。海城地震后，又分不清这些是前兆还是后效 ”，“ 导致了五月京津唐渤张地区碰头会得出今后两个月内不会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错误结论，对本地区趋势背景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思想上丧失了警惕 ”。

唐山地震也根本不是“ 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而是梅世蓉为首的国家地震局相当一部份“专家”对于“ 震前虽有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织反映了一些异常，但有的被否定了，对一些预报意见，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造成的后果。

此外，梅世蓉为首的国家地震局相当一部份“专家”不得不承认自己“ 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过去总结了一些震例 （本顾问注：特别是海城地震） ，思想上受到了束缚，把特性当作共性 （本顾问注：特别是海城地震的“ 地震活动升级或出现前震 ”） ，机械套用，等待类似的临震标志再次出现，如地震活动升级或出现前震、趋势异常的大量转折或恢复、“一大二跳”的临震突变异常和宏观异常的几起几落等等。而唐山地震前的特点同海城地震不一样，因而未能作出临震预报。 ”

不仅如此，梅世蓉为首的国家地震局相当一部份“专家”还不得不承认自己“ 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地壳深部构造情况不明，思想上受历史地震活动的框框所束缚，对这一地区的地震危险性估计不足 ”。

与此同时，国家地震局汪成民、耿庆国、黄湘宁等另外一些地震工作者，不仅发现而且坚持认为“ 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 ”，坚持认为这些“ 异常是前兆 ”；坚持认为“ 京津唐渤张地区”将“发生五级以上地震”； 坚持认为“ 京津唐渤张地区” 存在着发生七级地震的“ 趋势背景 ”；由于他们对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认识，特别是对海城地震前群测群防点采用地电、地应力手段监测到的前兆异常的认识全面性多一些，片面性少一些，没有将海城地震的“ 特性当作共性 （本顾问注：特别是海城地震的“ 地震活动升级或出现前震 ”） ，机械套用 ”, 因而也没有“ 等待类似的临震标志再次出现 ”，同时坚信李四光早就揭示的能够认识到“ 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 ”与存在强震危险性的“ 地壳深部构造情况 ”，思想上没有“ 受历史地震活动的框框所束缚 ”，“ 对这一地区的地震危险性 ”始终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和充分重视，因而他们非常重视唐山地震震前“ 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织反映了一些异常 ”和“ 预报意见 ”。

不仅如此，唐山地震漏报以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蓉为首的相当一部份“专家”，对求真务实揭示唐山漏报真相的国家地震局汪成民、耿庆国、黄湘宁等另外一些地震工作者形成多种形式的排斥与压制，导致他们以后多年继续从事地震预测实践研究的努力得不到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与梅世蓉为首的相当一部份“专家”的支持，以致他们不得以用自己微薄有限的退休金支持自己的研究。就连梅世蓉研究员自己也不能否认她造成的这种长期压制后果。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梅世蓉为首的国家地震局相当一部份“专家”在唐山地震漏报问题上，不仅不及格，而且向人民交了“错卷”！而且他们在海城地震预报成果经验总结问题上向人民交出了一个掩盖重要事实认识严重片面性的不合格的答卷！

交了“错卷”以后，梅世蓉如果能够向国家地震局汪成民、耿庆国、黄湘宁等另外一些地震工作者与国家地震局群测群防处领导下的众多群测群防点更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学习，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她后来主编的《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等数百页的著作中，求真务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自己漏报责任的话，梅世蓉研究员依然能够为中国以至世界地震预测科学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遗憾地是，梅世蓉为首的国家地震局相当一部份“专家”在唐山地震漏报问题上向人民交了“错卷”交了“错卷”以后，不仅没有认真总结与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对中央领导与中国人民欺上瞒下歪曲隐瞒唐山地震漏报的真相，而且对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唐山地震前坚持提出强震预警、震后坚持揭示唐山地震漏报真相并在以后坚持地震预测实践研究的地震工作者，造成长期的排斥、边缘化与压制。

附录：学术“近亲繁殖”排斥己见使“作出准确预报可能需要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努力”的谬论成为 中国地震学领域首席科学家 与中国地震局局长的指导性理论 ！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8.php

1966年 4月1日 周恩来总理在邢台向科大地震专业同学提出∶“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 1970 年1月5 日云南通海地震后，根据地震预测工作的重大进展，周恩来对地震工作强调∶“地震是有前兆的 , 可以预测的, 可以预报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

注：三十多年后 1998年担任中国地震学领域首席科学家的张国民先生当时作为科大地震专业同学在场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发自内心的上述要求。

-- 我一向主张并支持对地震前兆和地震预报进行科学研究和认真探索。我坚信地震是可知的，是有前兆信息的，是能够预测预报预防的；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资料来源∶傅承义教授为耿庆国《中国旱震关系研究》写的序，中国地震出版社，1985〕

唐山地震九年后，傅老 1985年同意将1975年期间的上述发言稿作为耿庆国《中国旱震关系研究》的序时，傅老表示 ∶“直到现在，也没有理由改变这个观点。”

1993年，中国地震学界越来越的人对地震预测越来越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傅老为梅世蓉主编的《中国地震预报概论》写的一个包含多项批评的序。傅老写道 ∶

-- 地震预测是百年来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之一。中外虽都有些预测成功的例子，但是都免不了偶然因素，没有取得可信的科学依据。因此不断有人提出，地震预报究竟是否可能的问题。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现在难下结论，不过预测地震是一个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既然还没有理由说预测不可能，为什么不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而坚持下去呢？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不是必须先有事实证明，然后去做的问题。身为 20世纪的科学家，特别是地学家，解决地震预测之谜，人人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经历过或看过大地震所造成的人间悲剧的人，这种提法是不过分的。

2001年2月，中国地震学领域首席科学家张国民、傅征祥等人编著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 -地震预报引论》的“编者的话”却用如下的思想误人子弟，教导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 ∶

-- 然而，尽管30年来国内外地震预报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地震预报终究是尚未解决的国际性科学难题。地震预报研究，需要长期的科学积累，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持久的探索。为此，必须培养地震预报高级科技后继人才来继续完成地震预报这一世界性难题。

〔资料来源∶张国民，傅征祥 et al.，地震预报引论，科学出版社，2001〕

不久前，根据数位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结果，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跨学科研究者任振球研究员 2005年底向中国政府领导提交了采用中国特色非传统地震预测技术加强首都圈地震监测预测力量的建议报告。

这个建议报告转给中国地震局后，2006年3月28日中国地震局以局办公室《对任振球先生来信答复的函》〔中震办函[2006]17号〕公函名义复信如下∶

-- 您于2005年底致信温家宝总理和有关部委，提出关于做好北京奥运会期间防震减灾安全保障的建议。这些来信过后转至我局。我局对您的建议十分重视，责成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和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现将研究结果答复如下∶

-- 我们认为，灾害性天气与灾害性地震的准确短临预报的解决问题，目前尚属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恐难在几年、几十年内得到解决， 因而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实施应用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开展有关研究工作。

-- 我们认为，做好奥运期间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工作，是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要职责，因此不宜由非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承担。

2006年，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在《中原减灾》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纪念唐山地震 30周年 扎实推进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中强调∶

-- 地震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地震工作者带来更多的深思和警示：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局门户网∶http://www.cea.gov.cn/news.asp?id=3851〕

对于这种完全不符合国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成果，根本违背科学精神的谬论， 本顾问 2006年8月10日《 致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的信 》严厉批评：

http://www.sea3000.net/cheniwan/earthquakeprediction/chenxing.php

-- 这种说法分明是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

马宗晋院士等人在《地球到底怎么了》文章中坦率的确认 ∶

-- 国家地震局的有些地震专家认为 ∶要想摸清地震机理并作出准确预报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持这种观点的，在国内外地震界占大多数。

〔资料来源∶马宗晋et al. 地球到底怎么了，《科学中国人》，第 4期，2001年〕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应邀介绍了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们成功预测地震的几种技术、方法、仪器及其成效。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这位年轻的研究者来自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听了我的介绍后，这位年轻的研究者非常感慨地说，我们在大学学习期间，以及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工作了几年期间，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情况，从来不知道在中国地震局系统外还有这样多的人一直从事地震预测研究工作。

这位年轻的研究者在大学的教授与导师们，以及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老一代学者们，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吗？不，他们有意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隐瞒这些情况，封锁这些情况，误导他们，误人子弟！

中国地震局前任宋瑞祥局长支持建立的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目前的尴尬

宋瑞祥担任中国地震局局长期间，作者高兴地看到在他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实施了两件有利于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大事：

（1）中国地震局2004年2月20日下达中震发测 [2004]29号文件《关于成立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通知》，内容如下：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各直属单位：

-- 为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地震预测研究方面的才智，贯彻百花齐放的学术方针，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地震咨询委员会，先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委员会人员组成

主任：郭增建；副主任：徐道一、汪成民；

委员：孙加林、任镇求、刘德富、李均之、沈宗丕、林命周、郑联达、徐好民、耿庆国、钱复业、黄相宁。

二、工作职责

（一）关注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努力开展地震预测研究。预测意见、预测依据、研究成果或工作建议等可报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或中国地震局。

（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报管理条例》中有关预测预报的规定，不向社会善罚地震预测意见。

三、工作机制及条件保障

（一）每年召开 1-2次咨询会（视震情趋势也可增减咨询次数），交流研究成果，提出震情趋势判定意见或工作建议。

（二）给予必要地经费支持和条件保障，支持委员从不同领域开展各有特色的地震预测科研工作。

特别值得介绍：主任郭增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员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徐道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员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汪成民：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京津唐分析预报组组长，“青龙县奇迹”有功之臣。此外，主任、副主任之外的委员 11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员委员会委员高达9人。

2005年7月1 日，中国地震局下文又补充了5 名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罗灼礼研究员、尹祥础研究员、强祖基研究员、秦保燕研究员、林云芳研究员。

本顾问认为，“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冠名“中国”二字的意义不仅在于该“咨询委员会”在国务院备案，而且表明中国地震局前任局长宋瑞祥局长为首的领导班子“ 关注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努力开展地震预测研究 ”。

2005年7月15 日在北京，中国地震局召开了“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纪要”介绍：

-- 中国地震局宋瑞祥局长亲临大会并作了一些列重要指示：他指出成立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本身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科学才能发展。曾对地震科学地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魏格纳本人并非地质学家，可是他发现了“大陆漂移”，提出了“板块学说”，中国地震咨询委员会聘请了具有不同知识、不同见解的专家，就是希望你们发挥所长，提出些好的建议。刚才郭主任的发言我都同意，但我不同意“不要出难题”的提法，只要对工作有利，出些难题也可以，可是不要添乱，因为我们必须遵守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不能随便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意见。地 震预报是项世界科学难题，最近北京下暴雨，也没预报准，气象预报都有一定难度，何况地震预报，但我们的奋斗目标仍然是对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 7级以上大震不要漏，对一般地震（5-6级）尽量准。咨询委员会要活跃起来，你们经历多、经验多，要与在职的年轻同志密切配合，为早日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发挥你们的余热。

-- 搞地震预报要有整体性思维，着眼全球，甚至宇宙，在这方面你们咨询委员会有一定优势，地震局会予以支持的，创造些条件，提出些题目，比如今年下半年，我们打算对我国大力开展地震预测工作三十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到底我国地震预测水平与世界相比有哪些优势与不足，你们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总之，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攻克地震预测难关。

（2）《报告文学》 2005年5月得以发表唐山作家张庆洲心血之作《唐山警世录》，其中关键因素： 2004年12月中旬宋瑞祥从中国地震局局长职务上退下来才几天欣然为该篇警世之作写了“序言”。

2005 年12月，宋瑞祥的继任者 陈建民局长上任后，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顾问，我耐心地等待与观察了 19个月，见中国地震局对待地震实践预测研究的总体状况继续恶化，不得已于2006年8月10日给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写了一封信：

http://www.sea3000.net/cheniwan/earthquakeprediction/chenxing.php

在这封信中，我对 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 彻头彻尾反科学的 “ 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 谬论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 这种说法分明是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

在 陈建民局长 “地震当代无法预报”（“ 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思想指导下，前任宋瑞祥局长 支持建立的“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陷入了无奈的尴尬： “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与活动，不仅 陈建民局长从来没有亲临参加过，中国地震局的其他领导也开始不给任何支持甚至完全不予理睬。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静待 前任宋瑞祥局长 支持建立的“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在自讨无趣无奈的尴尬最好“自生自灭”！如果不是这样，希望 陈建民局长提出自己的解释！

根本不通知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 的全国地震科技大会

由中国地震局和科技部、国防科工委、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会等五部委联合举办的 全国地震科技大会2007年8月23日在北京召开：

http://www.cea.gov.cn/news.asp?id=16507

http://news.xhby.net/system/2007/08/23/010110607.shtml

-- 全国地震科技大会 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强调，科技对防震减灾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我们要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民生的高度，切实做好防震减灾工作，大力推进地震科技进步，依靠自主创新，坚持重点突破，加速转化应用，强化资源统筹，努力提高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应急救援水平，全面增强我国防震减灾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 会议表彰了全国地震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各省 (区、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震、科技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从 会议表彰全国地震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相片看，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有五十多人：

http://www.slsdgc.com.cn/water/theme1/info.php?id=4024

“ 会议表彰了全国地震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难见很多具体报道，但是查到《 全国地震科技大会 石耀霖院士和他领导的实验室受表彰 》的报道：

http://earth.gscas.ac.cn/DikeYuan/home.nsf/TongZhiGongGao/
9DFD68FE23B72A574825734F00118589?OpenDocument

-- 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院常务副院长魏东平教授代表研究生院参加了大会，石耀霖院士和计算地球动力学实验室分别被授予全国地震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

报道特别指出：“ 他注重地震力学、地震前兆的物理机制和地震预报的力学基础方面的工作，他关于地震预报效果评估的意见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石耀霖院士急国家之所急，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在苏门答腊海啸后，温家宝总理倡导召开 2004年1月25－ 26日中国－东盟地震和海啸预警研讨会，石耀霖院士应邀作了大会发言。 ”

说明“ 地震预报 ”与“ 地震预报效果评估 ”并非排除在会议内容之外。

但是，非常令人深思的是：无论筹备过程中，以及举行在北京举行的这次 全国地震科技大会的过程中，中国地震局的领导甚至想都没有想到给“ 中国地震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哪怕打一个招呼，更不用说邀请“中国地震地震预测咨询委 员会”出席这次“ 全国地震科技大会 ”，至少走一下参加“ 表彰评比”的过场。

在中国地震局现任陈建民局长的眼里， 前任宋瑞祥局长 支持建立的 “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 显然已经“名存实亡”！

2006 年中国地震局撤销“分析预报中心”对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意味着什么？

据《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道一研究员简介》：

http://tech.tom.com/2006-12-04/04BI/20992192.html

-- 徐道一…… 1976 年至1982年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1980年改为分析预报中心) 工作……

又据《中国教育在线》《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0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介绍：

http://www.eol.cn/article/20040908/3115172.shtml

--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是国务院针对我国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严峻的地震形势决策组建的，于1980年1月1日正式成立。

--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是中国地震局直属单位，我国特殊的社会公益类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是探索地震孕育、发生规律，承担全国中强以上地震的中短期预报、首都圈地区 5级以上地震的短临预报及其研究任务；国家防震减灾中心技术系统的建设与运行管理服务任务，为地震预报、地震应急、地震科学研究和防震减灾提供技术支持与数据信息服务。

--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以多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为特色，有各级各类科技人员 333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研究员（教授） 32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113人。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还是国务院批准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地震科学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六五”、“七五”承担课题项目 400多个；“八五” 承担局系统国家和局重点项目数的近1/3；“九五”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成为中国地震局的重要支柱，承担了大量重大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一级课题负责人 10余人，二级课题负责人30余人，三级课题负责人 50余人，承担着大小500余个课题，经费超过亿元。

-- 20 年来，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广大科技人员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大量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荣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 2项，其中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 11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 7项。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3项，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在地震预报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据《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网站介绍：

http://www.seis.ac.cn/balanceoa/nets/skjj.asp

--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其前身为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是我国公益类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地震过程的观测、模拟和预测理论及方法研究，探索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规律，促进地震科学发展，为地震监测预报和防震减灾服务。

-- 研究所以地震孕育、发生过程和预测实践中提出的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依托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依托新构造与地震构造、数字地震学、地震及灾害预测、 GPS及空间技术以及地震观测技术等多学科的 滲 透、融合，推进、发展地震数值预测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形成了有特色的学科基础、研究领域和专家群体，努力产出创新理论成果和突破性应用成果。

-- 主要任务(根据中震发人 [2004]107号,附件4.)

　　一、地震科学研究1、开展震源环境、地震过程和震源破裂机理等地震科学的基础研究，为地震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二、地震预测研究2、承担地震中期和长期预报任务； 3、承担地震预报攻关研究任务；4、开展地震数值预测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地震预测试验场为基地，在地震构造和地壳精细结构、高分辨率动态地壳形变、地震活动性、震源参数变化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对中期和长期地震危险趋势做出定量化的预测； 5、开展地震前兆机理研究。基于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基础学科，开展强震孕育、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前兆机理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研究，探索短期与临震预测理论和新方法，服务于地震短临预测工作；

　　三、地震观测方法与技术研究6、承担现场流动观测任务； 7、开展对构造活动、地震过程的观测方法研究，发展流动观测技术，开展防震减灾类观测专用设备的研制工作；

　　四、其他8、承担地壳运动观测网络数据中心的维护与运转、数据分析处理、质量监控和数据服务工作； 9、承担中国地震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 科研主体：地震中长期预测研究室、地震构造与工程地震研究室、地震预测理论与新方法研究室、数字地震学应用研究室、地壳运动与地震动力学研究室、信息网络计算中心、地震观测技术研究中心， 兰州基地 。 辅助部门 图书资料馆、《地震》期刊编辑部、十三陵地震中心台、财务室。后勤部、公司。

意味深长的是，为了与国际地震界主流学者“地震无法预测”思潮“接轨”，“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的英文名称为“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 ”，译回中文是“地震科学研究所”，在国际上连自己“地震预测”的“真名实姓”都不敢提。

据《中国地震局》网站介绍：中国地震局现任陈建民局长 1998年 10月至2000年11月担任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

http://www.cea.gov.cn/cea/jgsz/ldjj/jzdz.asp

-- 1983 年8月至 1994年6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研究生，技术干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94 年6月至 1998年10月 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监测处处长，预测预防司副司长； 1998 年10月至 2000年11月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

因此，陈建民局长当然对于唐山大地震前负责全国震情分析预报工作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改名后的“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出现国内重大震情时的险峻风口浪头状况非常清楚。

在此同时，据我了解的情况，陈建民局长从 1983年8月到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做研究生以来 24年来，他从来没有亲临现场深入了解中国最有成效的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1970年以来取得的许多成功的地震预测成果，从来没有亲自深入全面了解 1975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经验与教训、1976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教训以及 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青龙奇迹”反映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也从来没有亲临现场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 1976年以来，特别近几年来，在地震预测方面取得的许多更高水平的成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身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陈建民先生公开鼓吹““ 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谬论 的重要根源！

综上所述，中国地震局主要领导与首席科学家“地震当代无法预测”形成主流主导认识， 学术“近亲繁殖”发展到严重压制扼杀中国特色“ 地震预报事业与地震预测研究” 的任何努力，发展到严重背离国计民生需要的程度。对于这样的政府专业部门，本顾问向中国国务院、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郑重建议：

-- 必须果断采用坚强有力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原则，重新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震工作方针，对中国地震局系统实行必要的深层改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附录：1975 年海城地震最终得以及时发出临震预报归功于当时负责地震工作“外行领导内行”的部队首长文华（Wen Hua ）果断决策没有听从辽宁省 地震局专家的意见！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6.php

附录：中国地震局“专家”排斥异见误导加拿大学者片面总结1975 年海城地震地震预测经验全面否定海 城地区“群测点”依据地电异常震前做出成功预测的事实及其重大科学意义！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7.php

附录：对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片面总结低 水平“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否定海城地区业余“群测点”采用地电监测技术临震前成功预测海城地震的高水平的贡献及科学意义，是中国地震局漏报1976 年唐山地震的重要原因之一 。

http://cheniwan.sea3000.net/earthquakeprediction/f18.php

接续篇：->61、“科学共同体”不是“纯学术非利益共同体”而是“特权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