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 6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说∶

http://news.21cn.com/today/focus/2006/12/07/3058688.shtml

-- 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南方日报》发表迅之《 钱学森一语道破教育界危机 》对此尖锐评论如下：

http://www.fedcars.com/files/200508/02042.html

-- 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钱老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已过鲐背之年的钱老道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之下的现实，也道出了危机。“没有一所大学”的措辞是严重的，可见在钱老先生的眼中，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人才培养并不是很成功。

-- 当然，钱老一个人的话并不等于真理，他在壮年时代亦曾写过鼓吹粮食亩产可达万斤的糊涂文章，但那是特殊年代背景下的话语。与那时比起来，我更加相信早已洞察中国科学教育弊端的老年钱学森的真诚。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多年来无缘，而且为什么依然看不见获奖的希望。

--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式走入了泛技术化、泛政治化的误区。过去是强调“又红又专”，与之对应的是在政治上的“红”与技术上的“专”之外，已无多少自由学习的空间。到了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高校的学科门类日渐增多，但办学思想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所以，与学科建设的表面繁荣、院士队伍的蔚为壮观相伴的，是技术的缓慢进步以及科学精神的日渐功利化。

《科技日报》2006年12月2日报道： 2005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少将提出∶

http://news.gscas.ac.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5863

http://lib.gddx.gov.cn/jyxx/jyxx2006/dakexue.htm

秦伯益： 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小科学家并不是说人小，而是说专业太小太小，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廖若晨星。而大科学家既在很小的问题知道的很多，又在很多问题上知其要领，多学科触类旁通。像李四光、华罗庚等大科学家他们不仅在自己学科上有所建树，还能从宏观上进行战略分析，以影响国家科技走向。现在，这种大师级的大科学家越来越少了 !

主持人：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秦伯益： 原因有很多，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今天我想就“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也是出现大科学家的必备条件。

过去，科学家精通一门，兼通它门，本业为主，旁及其他。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地理学家，对生物和医学也有相当造诣。还有像哥白尼、达芬奇、张衡、沈括、苏东坡、徐光启、诺贝尔等都是这样。

主持人： 但是，现在随着知识的增多，学科的细分，加之一个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似乎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成为精通多学科的大家？

秦伯益： 分科教育有它的好处，教育资源集中，效率高，优势突出。但是各发展各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少了，同学科之间的共同语言也少了，个人知识面却越来越窄，都成了社会分工的奴隶。

缺乏人文背景的学者往往在自己的专业里越钻越深，越钻越小，发展成纯专家型学者。有人文背景的就会在专业上深入的同时，还在广泛的领域内涉猎，逐渐向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发展。到了老年，退休后这两类专家的差别就更大了。专家型的往往突然感到没有工作了，失落的反差极大。杂家型的往往喜爱的事情很多，有享不完的人生。有的甚至在自己的专业外开拓了新的交叉领域，利用原来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人文科学方面又做出新的贡献。从科学家发展成政治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作家的例子也不少。

《 美中教育评论 》 2004 年第 1 卷第 1 期发表 华北科技学院科研处刘过兵教授的论文《中国安全科技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与培养研究 》也特别指出：

http://www.teacher.org.cn/doc/ucedu200412/ucedu20041211.doc

--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培养专业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史朝教授（中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际教育部主任）2004年09月14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及高等学校的发展特色》揭示：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tqzggx/659476.htm

--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大学的专业划分过细，学生学习的专业过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偏死，培养模式单一，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人文教育与实践环节偏弱的弊端依然存在。因此，必须根据人才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分科教育造成的受教育者知识面过窄的问题，是中国与世界教育中存在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不仅是 “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导致所有受教育者毕业之后认识世界、分析或解决各种问题过程中严重片面性与局限性，以至必须通过许多痛苦的教训才能认识知识面过窄造成这种我们知识的严重片面性与局限性。

综上所述，中国科学技术界，包括大学、学术研究单位、“权威性学术刊物”、政府专业部门等绝大部分高级科技人员为“专业狭窄、学科、学科精细”的单学科“专家”，导致中国“ 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的现状！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界不可否认的现状，既是是我们前边逐条梳理、分析与评论的“科学共同体”的规则与“潜规则”的基础与重要前提，又是“科学共同体”的规则与“潜规则”造成的后果。

大师级科学家指导科学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作用

《中国科学院网站》中科院院长路甬祥2005年05月31日在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上作《百年物理学的启示》的报告指出 ∶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5/05/31/9199.htm

-- 爱因斯坦以及近代物理学革命的缔造者们无疑是科学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一批划时代的伟人。今天我们纪念他们，回顾一百年来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并不仅仅是为了感念和追思，我以为更重要的应该从他们的成就和发现的历程中汲取可贵的经验与启示，以便把握科学的未来，推动科技的创新。

2005年0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强调指出 ∶

http://news.sohu.com/20060606/n243587065.shtml

-- 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

“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

2005 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少将提出 ∶

http://news.gscas.ac.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5863

-- 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 ……小科学家并不是说人小，而是说专业太小太小，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廖若晨星。而大科学家既在很小的问题知道的很多，又在很多问题上知其要领，多学科触类旁通。像李四光、华罗庚等大科学家他们不仅在自己学科上有所建树，还能从宏观上进行战略分析，以影响国家科技走向。现在，这种大师级的大科学家越来越少了 !

200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下文为温家宝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发表前根据记录整理，作了文字修改：

http://news.21cn.com/today/focus/2006/11/29/3049162.shtml

-- 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200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 6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说∶

http://news.21cn.com/today/focus/2006/12/07/3058688.shtml

-- “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回顾“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如何对待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杰出的三位大师级科学家李四光、翁文波（当代“信息预测学”的奠基人）和钱学森。

中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地质勘查导报》2006年1月23日 《 中国地学呼唤自主创新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 （作者：李晓明）报道：

http://www.cigem.gov.cn/dzyj_ReadNews.asp?NewsID=5588

-- 中国科技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这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中国地学界应如何实现自主创新呢？近日，本报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

-- 自主创新，绕不开李四光

--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科协 2005 年学术年会上，自主创新成为大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这引起了赵文津的强烈共鸣。“整个科学界都在强调自主创新，地学界了应该有自己的声音，推出自己的领军人物。”赵文津说，“这个领军人物就是李四光，他不仅是地学界，而且也是整个科学界自主创新的典型人物。我觉得，在中国地学界，即使今天也还绕不过李四光！”

-- “说到自主创新，必须立足于自主，首先得有自信心。现在科技界的自信心不足妨碍我国的自主创新，地学界也不例外。不少研究人员过于迷信西方，国外提出一个地学计划，就受到过分热情的关注，看成是新的发展方向；国外提出一个地体学说，国内马上就有人说成是又一项地学大革命。甚至，有人发表文章也只愿意引用国外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即使是同样优秀的成果，却往往遭到冷遇。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信心不足。”

-- 在赵文津看来，李四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甩掉“中国贫油论”的帽子时所表现出来的学术信心与勇气，正是当下地学界应该认真学习的。当年国内外“中国贫油论”甚嚣尘上，中央处于“走天然石油道路，还是走人工道路”的决策徘徊之中。而李四光突破了当时海相、陆相生油理论，根据多年潜心研究，提出扭动构造体系控油理论和战略、战役、战术找油工作的七个步骤，坚信只要有适宜的地质条件便可以形成丰富石油。据此，他率先提出进行“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摸底工作”，大胆建议并实施了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发现大庆等一系列大型油气田，之后又相继发现了胜利、大港和江汉等油田。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当时石油资源匮乏的问题，为我国石油地质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赵文津认为，“现在地学界要回到李四光那里，汲取信心与勇气。”

-- 要重新认识李四光

-- 上世纪 20 年代，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不久，整个西方地质学家仍然在集中研究大洋板块运动，李四光就已运用动力学的原理开展了广泛的大陆运动和大陆变形构造研究，比国外整整早了几十年。 1926 年，他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系统地讨论了魏格纳、泰勒等提出的革命性的地质假说，肯定了地球水平运动的事实，探讨了运动的力源，对大陆上的造山作用等地貌现象作了分析； 1929 年，他发表了东亚地区的构造类型及其与大陆运动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地质构造体系类型，包括青藏“歹”字形构造体系，比法国的塔博尼亚提出的逃逸理论整整早了 40 多年； 1931 年，他发表了《地壳的观念》，从地热、岩石学、地震和策略均衡角度讨论了地壳厚度，分层性质等，现在仍然还是地学界研究的重要命题这一； 1935 年，他发表了《中国构造图案的动力学解释》，其基本思路也与今天地学界对大陆地质的讨论一致。李四光在国际上提出了中国人首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在现代地质的水平上深化了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并已为中国的石油、铀矿、钨矿等找矿与开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 回顾李四光的科学思想历程，赵文津不无感叹，“半个多世纪后，人们已在各个方面获得了大量资料和不少研究成果，当时讨论的问题，如造山作用、喜马拉雅山的形成、大陆漂移机制等，今天仍在进行并未终结，依据力学原理探讨地质构造问题的基本思路并没有过时，还在继续发展之中。然而，我们今天对李四光科学思想的系统总结还非常缺乏，理应引起地学界的重视。”

在采访中，赵文津还对李四光建立地质力学实验室的设计思想赞赏不已，“这种实验室完全符合从事现代大陆动力学研究的要求，而且国内外很少有这样配套的实验室。”李四光当年开发并建立了地应力的测量技术及野外实验站，建立了在当时国内外一流的古地磁实验室、进行物理和数学模拟的构造模拟实验室、高温高压及岩石物性实验室，以及我国最早的地热组、同位素断裂测年实验室等等。赵文津说，“这样的学科手段是现代大陆动力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条件，这样的实验室的建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科学自主创新性，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可惜并没有得到珍视。”

-- 中国地学界需要李四光的创新精神

-- 由于历史原因，李四光在上世纪 60 年代首创的地质力学没能传播到世界上去，错失了与此后兴起的板块构造理论对话的机会，而后者掀起的世界地学革命，影响甚巨，至今不绝。上世纪前叶，中国地学事业刚刚起步之时，李四光是如何做到与世界地学界前沿思路同步，进而提出许多独创的见解与科学理论的呢？也许，今天的地学界在匆忙追踪国外科学动态的同时，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像李四光这样的地学前辈们走过的道路和留下来的宝贵思想资源。

-- 在研究了李四光在地学上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后，赵文津总结出了其独特的科学思路。他说，“首先，李四光是整体论者。他重视从整体上系统地观察地质构造现象，然后从地质构造和地壳形变产生的本质，即动力学问题上进行分析和着手开展研究。”赵文津对此评价道，“这是和传统地质学家完全不同的。地壳运动和地壳形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没有人用严格的力学方法处理过，走这条路自然会产生一系列创新的成果。现在提出的大陆动力学研究也正在研究大陆地质，中国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造山研究就是探讨大陆上的几种最普遍的构造现象。”

-- “其次，李四光是系统论者。”赵文津说，李四光十分重视全球对比，他提出的构造体系的思想，就是把地壳上不同地方的构造现象联系起来考虑。他从全球着眼研究经向构造带和纬向构造带，就是这种系统论思路的体现。对于许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四光还往往打破学科的限制，把物理、地质、地球物理等学科结合起来，给出动态的、联系的解释。

-- “李四光还敢于标新立异，向已有的权威观点挑战。”赵文津说，“他敢于创新，不仅源于他对地质构造事实的总体把握、深入的科学观测及对问题本质的分析，更是与其强烈的科学救国、为国争光的思想密不可分。”李四光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坚持研究并开拓了中国冰川学，就是一例。而他应用地质力学理论预报地震，寻找放射性铀矿，更是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的确，老一辈地学家们在自主创新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导向，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思量。

-- 上世纪 60 年代，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接连不断的大地震，使中国人民遭遇巨大的不幸。如何预报地震，减少人民所遭受到的巨大损失？地震能不能预报？用什么方法预报？当年周总理召开会议征询专家意见时， 78 岁高龄的李四光站出来独排众议，提出地震可以预报。此后，他带病就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开展了全国地震预报。 李四光提出，地震发生的本质是地壳内部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发生的构造地震，中国不能走国外用地震学方法为主的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即以地应力和地震地质条件研究为主的中国式的预报地震之路，同时加强多方法的观测。李四光亲自指导了在石家庄尧山建地应力观测站摸索地震预报经验，成功预报了河间地震。

-- 然而，让赵文津感到惋惜的是，应用地质力学理论预报地震的思想在后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发展。 他认为，今天的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珍贵科学思想遗产的价值，至少应该为其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

-- 在采访的最后，赵文津认为，应当正确认识李四光的科学思想和积极评价其创新精神，这是中国地学自主创新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

赵文津在《 继承和发展李四光地震预报思想 》强调：

http://www.geodynamics.cn/findRes.asp?id=23&findText= 李四光

-- 发扬李四光先生急人民之所急，不计个人安危、名利得失的崇高精神,和不畏风险敢于创新、勇挑重担的献身精神

-- 搞地震预报风险性很大。地震能不能预报？这是国内外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之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一条明确的有效的预报途径和方法。邢台地震发生直至今天有人仍然认为地下地震发生过程太复杂 ,根本无法弄清楚进行预报；另一些人则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做到 ,要在研究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步逐步达到这种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已找到有效的预报方法可以准确地进行地震预报，但是由于实践中这种例子还太少，加之，由于理论基础上还存在许多不清楚的问题，因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记得邢台地震后，在人们对地震预报普遍心中无底的情况下，李四光先生曾在许多会议上正面阐述了地震可以预报的见解 ,提出道理，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地震预报活动之中。

-- 这种面对着巨大天灾 ,在国家和人民急迫期望下, 敢于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在国际上对地震预报还没有一个明确途径和预测把握的情况下，需要预报人员包括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要有不计个人得失的思想境界，进行风险决策能力和提出预测报告的勇气。李四光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早在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设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时李四光先生就就任了主任委员,先后研究了1952年的山西崞县地震和 1954年甘肃山丹大地震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地震，并亲自领导编著了中国地震历史史料；在1966年 3月邢台(隆尧)地震以后，他已 77岁的高龄还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地震预报的防灾减灾活动之中，他亲自到地震现场，指导组建了尧山地应力观测站，进行地应力观测和地震地质调查，进行地震预报研究试验 ; 4月参与周恩来总理的震情分析会,提出最近将在河北北部发生新的地震，国务院据此部署了防震减灾工作，事后不久很快就发生了河间 6级以上的大地震。1967年12月寒冬还亲自到房山歇息岗地应力站进行了一天的地应力观测和研究，感动得当地一位老工人激动地送给李四光先生一大把红枣，叫他好好补养补养身体；1969年7月渤海地震前， 1969年5月北京延庆地区地下水出现异常，李四光先生又亲自进行了实地调查,7 月18 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统一领导全国地震预报和防灾减灾活动，他不顾自己80岁的高龄体弱多病的情况还欣然同意担任了组长为国家分忧，就这样 ,他一直在为我国的地震的防灾减灾工作呕心沥血,充分地表现出了一个人民科学家对人民安危的关怀情结和伟大的献身精神。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从事地震防灾减灾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和行政领导所应学习仿效的楷模。

-- 李四光先生早在 60年代中期就强调了地震可以预报，他说“地震能不能预报？有人认为是不能预报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他进一步阐述说“地震是自然界某种运动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地震发生前的变化，我们就可以预报地震的发生。要知道它（指地震）的发生发展，就要知道哪些现象与地震有关，并抓住这些现象进行观测。”又说“构造地震总是地壳发生形变的结果。如果地壳的断裂、褶皱变化是缓慢的，往往是不易发生震动的。但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某些构造某些地区或地点也有突然急剧的变化，这就容易在以急剧变化为中心的地方发生震动。在形变的地区，一定会有一种力量使它发生形变，我们要抓住这一点。”这里李先生强调地震的发生是因地壳内地应力的集中并导致地层形变急剧变化的结果，地震预报要从研究应力集中的过程和产生的各种相应的现象入手。

-- 1970 年他在听取全国地应力测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各种方法我们都要搞，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地应力方法是外国没有的，这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不要跟着别人跑，跟着跑，不知要跑到那一年 。”可贵的是他又一次表现了敢于大胆创新走自己路子的科学精神,这是留给后人的又一笔精神财富。《日本测量》 1983年7号上刊出日本京都大学的田中丰的文章，大谈 1966年从中国学到进行预报地震的地应力方法，并介绍说日本从1978年才开始做这方面的试验。

--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252/5253/20010627/498138.html

本顾问《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补充修订版）》 （《中国当代思想宝库》收录，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年 12月；《中国科技创新精典文库》收录，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 6 月）写道：

http://cheniwan.sea3000.net/innovation/huhuan.php

-- 科学界主流学者对于人类需要他们研究的这一系列最基本的重要问题至今为止仍然不能做出令人满意、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只能说明当代传统地球科学、地球物理学、地震学、气象学学术权威们坚持的基本理论存在着一系列研究方向性的实质性错误。面对大自然这些最基本问题的考试，他们至今还没有及格！

-- 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是突出的例外。他用力学的观点观察研究地壳构造运动，发现地球自转运动的变化与某些地壳构造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预见，如果李四光能够再工作十年，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再前，李四光及其合作者必将能够获得更为重大的发现。

-- 在其光辉一生中，李四光认真学习和研究地学前人的知识和成果，继承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但从来不迷信于任何权威没有得到充分证实的理论。李四光继承和坚持中华民族古代科学思想遗产 "唯象"的思想，重视地质勘查观察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反映地壳构造运动的自然现象；他摒弃唯心的 "唯理"思想，如果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与以前学术权威的理论发生冲突，他始终立足于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对以前学术权威的理论提出疑问，进行修正。

-- 但是，多位中国地壳构造力学学者向作者指出，某些过去设置有地壳构造力学系或课程的大专院校早已撤销这种专业课程，似乎地壳构造力学随着李四光的离去而逐渐淡出。

在《减少发生对挑战性科技创新成果压制扼杀的二十四项对策》 （《新时期领导干部理论研究选集》，中国新闻出版社，2006年 10月），本顾问对此明确提出∶

http://cheniwan.sea3000.net/innovation/jianeduiche24_0.php

-- 有些已有定论的实现重大突破中国原始创新的“非主流科技创新成果”，过去曾经作为著名大专院校的专业和课程，以后由于前述原因被撤销。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件为中国最有成就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专业和课程。

-- 对过去撤销了原有李四光“地质力学”专业和课程的事件，教育部和这些大专院校应当组织调查研究，搞清过程和原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后人以此为鉴。

最近看到赵文津（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大陆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地球物理学进展》 2007年8月第22卷第 4期发表《中国大陆动力学研究进展—纪念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 60周年》最后一段“问题和建议”中发表的肺腑之言：

-- 在2007年3月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表示，近两年来，尽管我国学科发展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的环境依然不尽人意，自主创新的能力依然较弱。以地质学为例，目前的研究工作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地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打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代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 [白春礼，科学时报第一版， 2007年3月22日 ]。

-- 这一概括很精辟，讲得好！可是要进一步问一下，在国家一再强调走自主科技创新之路之际，而且也不是短时间了，为什么“三多三少”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呢？在哪里出了问题？除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做得好的事例和经验？

-- 白春礼又说，促进学科发展，迅速提升我国学科发展的整体水平，迅速缩小我国学科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继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中国科协及其全国学会的责任。

-- 这里提出了“责任是大家人人有份”，领导和群众都有责任，但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如何采取措施，才能“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还是没有个说法。作者就中国大陆动力学的发展做些分析，提出一些建议：

-- （1）增强创新思想。国内大谈创新，但是为什么现实仍然是“三多三少”呢？如何增强创新思想？作者认为：

-- 第一，要破中国人长期存在的“贾桂思想”，自己不相信自己，总是相信外国、迷信权威、习惯于跟着洋人走，跟着“权威”走，跟着领导走。这种“贾桂思想”是由几千年中国社会土壤培育起来的，是社会上长期地把学术思想政治化的结果。形成了，这样做就比较保险，容易通过评审和评价，容易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甚或是口头上喊“自主创新”，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觉着靠外国心里踏实。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靠领导下个命令，做个规定，做几个报告，造一造舆论是改变不了它的，需要采取积极的切实的措施，需要一个系统工程，来振奋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

-- 第二、要很好总结中国的经验。要知道历史上和现实中总有一些不搞迷信的人，在坚持走自己的路，他们是要有很大的献身精神的，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真善美”总是在与“假丑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问题是要能创造一个较宽松的环境，这是对这些奋斗中人的很大支持。也有人总是以贯彻《双百方针》为名，实际上是压制学术讨论，任凭过时的、错误的东西泛滥，弄得许多事情含糊不清。马寅初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为坚持一个《新人口论》的科学观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令人一想到就不寒而栗，终身难忘，影响是深远的：地学界的李四光是又一例。他的创新活动，仅以三件事为例：

-- ①他从1926年就发表文章支持和提倡大陆漂移说，并逐步创建了地质力学理论。

② 大庆路相油田的发现，他论证了我国东部是有大油田的，并率领地质部队伍找到大庆长垣。

③ 提出地震可预测的论断，并拟定了中国开展地震预报的技术路线。

-- 这三件事都是走在国际地学界前沿的，都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骄傲，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如他大力支持和宣传现代的大陆漂移理论，就长期受到冷遇和轻视，前面已作了简要地回顾，李立文的文章 [李立文，魏格纳学说与大陆漂移理论在我国的传布，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2]评价了李四光的贡献，国内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李四光对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国家将其与做出了“两弹一星”的功臣和事业并列。可是多年来有权势的人极力去丑化否定他，以致对簿公堂也不行，组织调查审定也不行，非要搞倒搞臭不可！要知道，他的贡献是肯定了的，能否定的了吗！

-- 关于李四光地震预报技术路线问题，作者认为是有道理的，技术上有问题可以改进提高，但不能冷待，甚至阻遏它的发展，至少也应给它一定的发展空间。

-- 对他的这三点贡献，笔者在多篇文章中作了一些论述，因为这不是一般问题，是关乎中国要不要要不要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大问题，是要不要提倡振奋民族精神的大问题。可是李四光都会遭到如此对待，别的小人物就更不可能立起来了！

-- 相反，一些专家把国外什么人提个什么概念，就大加吹捧为地学的又一次“革命”，把外国的理论改一改就捧为“自己的创新”，真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他们！

世界当代信息预测科学的奠基人翁文波院士

翁文波院士是世界当代信息预测科学的奠基人，但是中国科学界对这位大师级科学家的宣传极为有限，使多数人对于翁文波院士的杰出的成就不甚了解。

翁文波科学发展基金《翁文波院士的光辉的一生》（ 1999 年11 月）介绍：

-- 翁文波先生1912年2月18日生于浙江省 鄞县（现宁波市）， 1930年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1934年以“天然地震预测”论文荣膺理学士学位， 1936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深造，专攻应用地球物理学科，1939年获博士学位，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为报效祖国，毅然决定启程几经曲折绕道回国。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翁文波科学发展基金编印的《翁文波院士信息预测理论成就简介》介绍：

-- 翁文波先生（1912年2月18日至1994年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石油地球物理测井、石油地球化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把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

-- 1966年3月8 日，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3月9日 翁文波院士接受敬爱的周恩来的委托连夜去邢台地震现场考察。4 月27 日，周总理召见翁老和李四光，希望他们开展地震预测研究。

-- 1967 年3月发生河北河间 6.3地震，周恩来又单独召见翁老，希望他在地震预测方面放“异彩”。这意味着，他要改变过去近 30年所从事的科研方向，作出巨大的牺牲，转变到一个从头开始的新领域。

-- 此后28年间，直到住院病危，翁老都把主要精力用于天灾预测的探讨，悉心研究地震、洪水、暴雨、干旱等严重天灾的预报方法和理论。经过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和探索，他突破了已有预测科学方法的局限，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以信息学为基础，以信息（秩序）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的新的信息预测理论，形成了具有自己学术思想和创新理论体系；区别于与广泛应用的统计学等方法，提出了浮动频率等新概念，发展了可公度性方法，从而在天灾预测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 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他不仅对国内许多地震、洪水、干旱等严重灾害作出了多次成功预测，还对国外一些地震作出了较好的预报，取得了突出成果，把天灾预测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与此同时，他积极倡导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设了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并组织领导该会的活动，对推动预测科学的实践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 他有关预测的主要著作有：1979年写出《初级数据分布》、 1984年出版《预测论基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体系和方法；1991年出版《 Theory of Forecasting》。

-- 20 世纪80年代，他冒着可能失败的风险，进行天灾预测科学实践，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陆续在各种专业会议或杂志上，发表了《频率信息的保真》、《可公度性》等十几篇重要科学论文，逐步形成他的独特的、创新的信息预测理论体系一系列的论文。 1994年出版《翁文波学术论文选集》，1993年出版《天干地支历与预测》， 1996年（1994年病逝时委托吕牛顿、张清）经整理出版了《预测学》。继而出版了英文版。

-- 1994 年国庆节前9月26日，由中国科协、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联合在人民大会堂，有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翁文波预测论学术座谈会”上，由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周永康讲话介绍了翁老的成就，与会专家对他的科学精神和取得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

-- 不幸的是会后即检查发现他身患癌症住院并不久去世（1994年10月18日）。病中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周总理嘱托他进行的天灾预测研究工作。

翁文波院士在世时尽管没有能够见到过他，作为翁文波院士亲自建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2002年任命的顾问，有责任非常清楚地说明翁文波院士在世时对于自己的信息预测论以及自己的继承者的处境的看法。

翁文波科学发展基金《翁文波院士的光辉的一生》（ 1999 年11 月）中介绍了 1994 年中央广播电台一次“午间半小时”的广播稿《翁文波与“预测论”》，节录如下：

-- 翁先生介绍起预测论，如数珍宝。他说：“预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多少世纪以来，最大的科学问题就是预测问题和评估问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软科学，就是一个‘预先知道’。这是预测的本性。从我们国家历史来看，每一个朝代兴起都有一个预测家起作用。比如周朝，有个叫姜子牙的姜太公；刘邦地下有个张良；刘备地下有个诸葛亮。最好的预测报告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结果一切事情都按照预测的来进行。预测是很重要的。”

-- 翁先生说，中国过去的预测走到岔路上去了，把预测叫做算命，把算命什么的都叫做预测。

-- 翁先生的预测论不是占卜、算命、看风水；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现在盛行的技术预测。它是以信息学为基础、信号为对象的信息预测科学。

-- 采访结束后，我们请他预测一下预测论的未来，他给我们讲了哥白尼和他的两个学生伽利略以及布鲁诺的故事，还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的过程。他说：“达尔文写完进化论之后，他死了，反对他的人还多得不得了。宗教界先反对他。他在遗嘱里这样写道：‘现在我快死了，批评我的人也可以休息一会了’”。

-- 老人大笑道：“你看这就是新兴科学必然经历的过程。说地球是绕太阳转的，这个人是哥白尼，他这个人有点精，他精在什么地方呢？他书写好了以后就是不出版。当书出版以后，有人把第一本书交给睡在病床上的他，他手一碰，就死了。他为什么精呢？他不愿意人家批评他。反正我撰写下来了，批评你也别批评了，批评我也不接受了。他们的老师聪明，既没有被烧死，也没有被监禁。”

-- “说我对自己的预测，我希望能够像哥白尼一样，别把我自己整死了。我的学生，也不希望他们像伽利略或跟布鲁诺一样。我希望他们有饭吃，还要吃得比较好一点。科学并不是简单的，科学是自然规律。必须有时间、慢慢地被一部分人，甚至到大部分人承认。拥有全部承认是不可能的，没有这回事。这就是我的预测”。

翁老为什么对自己的预测论以及对自己的学生的预测为什么如此悲观？因为他知道他的信息预测论不仅是一门新的学科，而且它在天灾预测方面的重要应用挑战了当代地震界“地震无法预测”与当代气象界无法做四天以上的短中期气象灾害预测的状况。

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大师级科学家 钱学森

钱学森是推动科学技术“巨系统”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以及系统集成研究发展的大师级科学家。 钱老 1988年11月11日在《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报告中对科学技术“巨系统”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以及系统集成研究发展做了深刻的阐述 ：

[ 中国科协天地生综合研究联络组编，天地生综合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我认为，“地理科学”就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地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地球表层。在这次会议的论文摘要集中，有两篇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地球表层”这一概念是借用苏联科学家的建议，它指的是和人最直接有关系的那部分地球环境，具体地讲，上至同温层的底部，下到岩石圈的上部，指陆地往下 5 ~ 6 公里 ，海洋往下约 4公里。地球表面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地球表层往外的部分和地球表层更深的部分是地球表层的环境。这次会议的论文摘要集中，绝大部分的文章是研究地球表层的，也有一部分是研究地球表层意外的，即地球表层的环境。这里提出的“环境”这一概念，是系统科学的一个概念。

-- 从同志们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地球表层”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系统科学中，称非常复杂的系统为“巨系统”，不是大系统，而比大系统还要大。地球表层是一个巨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封闭的，与环境是有交换的，这是当今系统科学中的一个概念。交换的外围就是巨系统的环境。地球表层这一巨系统与环境有物质的和能量的交换，这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是封闭的系统。封闭的系统比较简单，开放系统要比封闭系统复杂。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巨系统的本身，要研究巨系统的本身，就必须考虑巨系统的环境。

-- 我想用“地球表层学”这样一个名词来称呼这门学问。有同志说，也可以用“环境科学”来叫这门学问，我认为不妥，因为它是公认的另外一门学问，内容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的，用这个词只会制造混乱。

-- 总之，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天地生综合研究要进一步向前发展，成为现代化了的地理科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的基础理论学科就是“地球表层学”。

钱老进一步强调指出：

-- 同志们可以将系统科学和自己所研究的东西结合起来，系统化。我认为，这次会议所发的两大厚本论文摘要集是“零金碎玉”，仍然是点滴的东西，还没有捏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学问。我们如何将这些“零金碎玉”汇聚成真正地珍宝，这珍宝我认为就是“地球表层学”。我们要用刚才我所说的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建立这门基础科学。大家如果能够将天地生的研究与系统学的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建立起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 --地球表层学。

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科技界学者，特别从西方回来的“海归”学者，不仅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似乎非常反对将科学技术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有何祚庥“院士”大言不愧自称“ 我从来没有说我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科学的，懂的人还很多，我是自认为是当中的一个 …… 还有一个是方舟子 ”，使人们对于科技学术研究是否应当与何祚庥“院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感到迷茫。

[ 详见：http://fangtan.tom.com/2006-12-08/0009/15626420.htm ]

在上述报告中，钱老深刻阐述：

-- 刚才黄汲清同志对我说，综合研究还具有哲学意义。确实如此。所以，前面我谈的还不全，还要对“地理科学”进行更高一个层次的概括，即地理科学的哲学概括。我现在还说不出它的名字，但要有这么一门学问。刘波同志提出的“地学辩证法”，就是地学哲学。我认为黄汲清同志的意见很好，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人类的知识最后要概括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的哲学，不是臆想的哲学，不是乱编的哲学。

-- 从实践上升到科学地理论，又从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理论上升到、概括到哲学。这一观点，不知哲学家是否接受？最近几年我常宣传这一观点。正因为这样，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道理的，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是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联系到各门科学，就产生了各种科学的哲学，这些大家已经知道。例如，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哲学，等等。他们都要有哲学的概括，最后综合起来再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我常宣传的现代科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的最高概括。

-- 我们研究地理科学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僵化了、凝固了、不动了、变成经典了，不是哪个意思。一方面，它指导“地理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地理科学的研究、发展又概括出地理科学的哲学，进而反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观点我也宣传许多次了。

与钱老深入浅出的精辟阐述相比，让我们看一看自我吹嘘“ 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科学 ”的何祚庥“院士”如何说？

请参看本系列篇之28《 披着马列外衣攀附权贵在学术界欺诈横行任意对其他学者的研究公开扣上“伪科学”的罪名！ 》，其中引证 崔珺达教授的文章《与何祚庥论战的幕后》披露：

-- “我与何先生第一次交锋是在一九八八年。当年十月在张家界召开了一次哲学研讨会, ……在第一天的会上，开始像是个独角戏，只是大家恭听何先生的发言，他有时脚下迈着迪斯科舞步，有时甚至跳起来，大声讲道：方励之他胡说什么，现在宇宙学中研究发现能量可以无中生有，因此能量守恒定律不对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垮台。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能量不守恒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垮不了台！当然啦，如果哪一天真的证明了能量确实不守恒了，我也承认，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垮台。”然后何先生又跳起来讲：“我现在是向中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提出挑战，我要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老认为科学哲学对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但是通过实践证实的科学研究重大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科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深化。与钱老对于科学哲学与科学研究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作用阐述相比，何祚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就是钱老所批判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僵化了、凝固了、不动了、变成经典了 ”，充分暴露何祚庥“院士”自认为“ 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科学的 ”那一套恰恰是假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伪科学”压制扼杀科技原始创新的大杂烩。

钱学森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巨系统”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以及系统集成研究发展，对盲从西方分科越来越细“只见树木不识森林” 研究方式所导致的包含一系列实质性错误的基本理论提出致命的挑战，触动了顽固坚持这种基本理论与片面性局限性科学技术研究方式“科学共同体”权威人士的学术利益。

何祚庥“院士”、方舟子、司马南一伙在学术界某些权威人物的支持下无端将钱老诬陷为 “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翁文波院士绝对想不到，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大师级科学家 钱老 却被何祚庥、司马南一伙恶毒诬陷为“ 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 ”，甚至归纳了“九条罪状”。

涂建华撰写的《中国伪科学史》第四章特别强调∶

全文详见： http://www.kxwsl.com/ReadNews.asp?NewsID=699

-- 钱学森对特异功能的领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 9条：

①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江湖迷信打着气功的旗号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时，是钱学森肯定和支持了它并赋予了其学术色彩，这就使一些权威人士相信了他进而相信了伪气功。

②钱学森一直在（长达10余年）不遗余力地构筑所谓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三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他的所谓人体科学的鼓动和宣传动员许多群众投入了这场愚昧的运动。

③钱学森在宣传指导这场愚昧运动时言必称马列，言必称唯物辩证法。这就使这场愚昧的运动带上了一个保护伞，使一些过去本来对所谓人体科学毫无兴趣的老干部成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④钱学森在推广这种所谓人体科学时，反复强调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是真正的高技术。他使人们相信靠中华民族的这种独家暗器能够打败发达国家（敌对国家）的高科技。这种误导有效地利用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把本来宝贵的爱国热情引入了邪路。

⑤钱学森在宣传所谓人体科学时，始终把于光远先生作为一个对立面，指责于光远不看特异功能表演、否定特异功能。认为于光远目无实践论的原则，犯了主观先验的错误。事实上犯错误的恰恰是钱学森，他的错误的本质是蔑视理性思维，这和一百年前英国的某些大人物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在于光远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这种经验论的错误有过尖锐的批评。

⑥钱学森不但讲话著书，担任这类组织的领袖或名誉领袖，而且他还用看表演、接待来访、写信的方式，鼓励民间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搞什么人体科学研究，致使本来应该严肃进行的科学研究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愚昧的群众运动。

⑦钱学森给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写信，用党性来担保特异功能的真实性，这造成了两方面的直接结果。其一，影响了中央关于这类现象的正确决策；其二，造成了此后近 20年研究所谓特异功能的错误倾向。由于他用党性、人格一类不能够作为科学研究证据的东西充作科学证据，这样就使伪科学的存在合法化。

⑧钱学森声称他不看特异功能表演，也相信关于特异功能的实验是真实的，理由是作这些实验的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这种背离科学精神的主张，大大地助长了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的作伪行为。

⑨由钱学森在中国导弹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他本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导致了中国军方下大气力专人专职开展特异功能研究，浪费了大量财力物力，结果遭到国外同行耻笑，而于国防现代化没有任何作用。

请读者们注意：“ 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 ”的“ 上述9条 ”不是《中国伪科学史》作者涂建华的归纳，而是许多新闻媒体与电视台以超乎异常热情吹捧的司马南归纳的。《中国伪科学史》的作者涂建华在书稿的后边特别注解如下：

-- 涂建华注∶ “ 2000 年6月 12日 ，作者在北京某宾馆茶座上，就钱学森同志对当代特异功能的作用问题请教于司马南，司马南说了上述9条。征得司马南先生的同意，我作了记录。 ”

读者还必须注意， 涂建华撰写的《中国伪科学史》并非随意一本书，而是无疑代表“科学共同体”官方意见的“ 〔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9— 2000年立项重点科研课题——《中国伪科学研究》编号∶ 99124C）”。

显而易见，司马南罗列的钱老“九条罪状”的基础与前提是“ 钱学森一直在（长达10余年）不遗余力地构筑所谓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三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 ”直到今天仍然顽固坚持这种诬陷的导演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代表人物何祚庥“院士”。

请看2006年12月1日何祚庥“院士”给“辽东学院学报编辑部”写的如下一封信：

-- 接2006年11月2日来信，要求对黄顺基教授等一书提出意见。由于未见到全书，仅见到黄教授的《……主题报告》。一读之下，甚为不能同意此书基本观点。重要原因是此书以钱学森教授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为基础，而钱教授这一体系结构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技术分类体系——。我以为应以恩格斯提出的五种运动形式理论为科学技术分类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钱教授在这一体系中塞进去人体科学，这一不伦不类的“科学”，有宣扬人体特异功能的嫌疑。请将此意见转呈，朱训同志、黄顺基、郭贵春同志。

何祚庥“院士”信中提到的 黄顺基教授（192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在 逻辑学、自然辩证法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成就斐然，尤为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何祚庥“院士”的这封信， 高龄八十二岁的黄顺基教授写了题目为《 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问题 》的答复。 受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该文的摘要（对全文有兴趣者可访问下述网页）：

http://jiang1hao.bokee.com/6149306.html

-- 钱学森提出创建人体科学。这是科学上的大难题，它涉及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大脑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因而钱老坚持认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用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方法。在人体科学研究中，钱老认为，核心问题是如何开发人的潜能，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对它的探索，除了要有正确的哲学观点与方法外，还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要进行扎扎实实的实验工作。钱老对人体科学的研究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绝不是甚麽“伪科学”。

在德高望重 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大师级科学家 钱老面前，司马南充其量只能够算一位“科氓”式的人物，近年来却成为 《湖南卫视》、《天津卫视》、《陕西卫视》等电视台盛邀下 频频“出镜”相当抢眼的“主持人”与“嘉宾”。

《 Tom 网站 》 2006-12-08 实录《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打击“伪科学”誓 不罢休 》∶

http://fangtan.tom.com/2006-12-08/0009/15626420.html

主持人： 司马南是在媒体上露脸比较多的人，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司马南： 网友大家好，我的职业就是在媒体上露脸，今天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又看你上电视了，因为是老朋友，所以我说了一个特别糙的话，我说我上电视就像上厕所一样，因为是职业。

司马南将自己在电视台上“露脸”视为“上厕所一样”，不知观看他主持节目的电视观众在司马南看来算什么？围观看司马南“上厕所”的无耻之徒！？司马南作为“主持人”采访的人又算什么？“上厕所”的“陪聊者”！？

司马南对电视台邀请他出镜发表了如此高雅讲话之后， 《湖南卫视》、《天津卫视》、《陕西卫视》等最有影响的电视台不顾广大网友对司马南的斥责， 继续 盛请如此档次品味“科氓”人物向你们的观众展示其“上厕所”的职业风采，只能够认为这些电视台对于司马南公开露骨诬陷中国与世界华人非常尊敬的大师级科学家钱老继续支持或默许，是对观看司马南主持电视节目的广大观众与被采访者的奇耻大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伪科学”等问题的辩论中，何祚庥、方舟子始终将自己与司马南捆绑在一起，叫卖同样的货色。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科学共同体”任何权威人物对司马南公开露骨诬陷钱老，对司马南“ 像上厕所一样 ”的这种表演公开提出哪怕一句异议！？

回顾了“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如何对待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杰出的三位大师级科学家李四光、翁文波和钱学森本之后，读者就不难理解本顾问 2006年在《当代爱因斯坦式国际大师级科学家研究》中指出：

http://cheniwan.sea3000.net/master/ayst15_0.php

-- 这些报道说明，中国科学技术界以及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对于寻求培养中国的“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 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非常焦急。

首先必须指出，作者认为，再好再成功的大学应当能够培养出某些“杰出的人才”，不能直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但是可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毛坯”。“ 大师级人才”的“毛坯”需要通过自身多年的努力，但也需要能够从“毛坯”逐渐成长为“大师级人才”的某些机遇、氛围与机制。

-- 中国的教育体系的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问题，必须首先认识∶中国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深层次的问题，使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毛坯”；但在此同时，中国也严重缺乏“大师级人才”的“毛坯”逐渐成长为“大师级人才”的氛围与机制。

“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导致中国当代德高望重颇具实力最伟大的三位大师级科学家如此境遇，有潜质成为新一代“大师级人才”的“毛坯”即便出现，在中国科技界目前的氛围与机制制下，这样的“大师级人才”的“毛坯”崭露头角前必然遭到“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的压制扼杀，绝对不让你成长壮大为新的李四光、翁文波、钱学森那样的大师级科学家！

请问：“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导致中国当代德高望重颇具实力最伟大的三位大师级科学家如此境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新一代“大师级”人才如何出现？

接续篇：->52、“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十二：科技研究投入逐年增多，科技创新产出却越来越不尽人意，重蹈日本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