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中，得风气之先的那批杰出人物之一。他是传统社会中的举人，又是转型社会中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教育家和社会革命家。黄炎培时年34岁，是同盟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他们这批人，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终身追求，并以此为职业。母亲王辑思，是一读书人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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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省，现上海浦东南市区）一个家庭。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在众多的唁电唁函中，有这样几句话：“黄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悬于国门之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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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十几年前,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他依然坚定不移地给当年的最高领导人写信，三次去信一次也没收到过回复。　

　 “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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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回国。一个月内，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点实际工作。他以自己尚年轻为由，婉拒了竺校长和其他两所大学的盛邀，而选择了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从事水利工作。

　 半年后，抗战爆发，黄万里赴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曾用四个月的时间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四万元，节约预算5／6，灌溉农田1．5万亩。

　 在四川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他自己说过“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四川水利局的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等云南十县，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对河道水情进行勘察，历时三个月。沿途，他们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在回来的报道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从金沙江回来途中，在重庆遇到日机对重庆轰炸，不久，黄万里被任命为成小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间、河道上，进行实地勘测。60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脱口而出“不停地派他出差”。

　 他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个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进行了实地勘察。晚年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当时还没有形成地貌学，在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曾亲口对笔者讲过，当年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的河道上测量时，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他们在看似平静的川江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盖因人们当时对川江河道的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卵石河床却仍在移动，以致造成堤坝塌陷，使站在上面的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而丧命。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总结这次事故，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1．四川盆地原是处在受侵蚀或被水流刷深的过程中，其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床面上的较细小，看得到的乃0．015米直径。下层的卵石看不到，应更大。2．当冬季枯水无雨时，水流清晰见底，绝无泥沙悬移，只见河床卵石慢慢移动，估计表面卵石的速度约每秒0．15米，连底沙也没有。说明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3．一遇降雨，两岸风化了的泥沙立刻被地面流冲入河流，河水立刻高涨而变浑，水流率和床石移运率立刻加大。雨停则一切很快复原。估计水大时全部多层卵石移运。这样磨擦基岩，才可能降低那里的河道坡降，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冲刷性河段。4．这河床卵石是一年四季终日夜运移着，并非限于汛期或大雨时，所以其量不少。黄万里依据横断面和卵石运动平均速度估计，卵石年输量达50万吨，那里集水面积5510平方公里，合单位面积年输沙量为90．7吨／平方公里。因为整个四川盆地是属于侵蚀性阶段，凡山沟里不停地滚出来的卵子石沿途虽然可以走走停停。但最终必然颗颗石子逐出夔门。”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以后他关于水文地貌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1947年，他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解放后，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这几年中，黄万里对全国的河流进行了大致的考察，从而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学的观念，同时，他坚持在工作之余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亲自授课，讲述实际工程中的问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技术人才。

　 1950年，因感到“顾问”的工作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有许多看法与领导不和，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黄万里毅然辞去了官职，回唐山交大教书。

孤身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被钦点成“右派”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７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直至临终遗嘱“三峡千万不能上”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抱憾辞世，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防洪、发电和航运是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而防洪又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可是，早在三峡的论证阶段，一些学者和官员就纷纷对三峡的防洪功能提出质疑。更有人形象的说明，三峡所谓的防洪是“把下游的洪水挪到了上游”。三峡蓄水135米之后，水位差只有31米。一旦发生洪水，下泄不畅，洪水就会通过600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层层壅高。回想当年，在三峡蓄水之初，各媒体纷纷引用毛主席诗词“高峡出平湖”，来形容这一盛大景象。而重庆市区的显眼位置也触目惊心标着重重的红线——“175米水位线”。仿佛这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真的是宛如一面平镜。“如果是平面，就是一个完全静止的湖”，事实上三峡的水是流动的，一些学者指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高峡出斜湖”。位于库尾的重庆，水位要高于三峡。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可。但争论又来了，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有专家计算，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为7米/100公里。距离坝址600多公里处的重庆市的水位就会高达175米＋7米/100公里x600公里＝217米。这样的海拔，足可以淹了重庆火车站，淹了成渝铁路，淹了朝天门码头、淹了部分市区。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陈一文顾问按：三峡工程议案1992年交付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发扬民主表决前，位能够将包括黄万里教授在内全部激烈反对意见全盘如实呈交给出席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教训！）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三峡工程是德政还是灾难，历史自有公断

防洪、发电和航运是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而防洪又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可是，早在三峡的论证阶段，一些学者和官员就纷纷对三峡的防洪功能提出质疑。更有人形象的说明，三峡所谓的防洪是“把下游的洪水挪到了上游”。三峡蓄水135米之后，水位差只有31米。一旦发生洪水，下泄不畅，洪水就会通过600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层层壅高。回想当年，在三峡蓄水之初，各媒体纷纷引用毛主席诗词“高峡出平湖”，来形容这一盛大景象。而重庆市区的显眼位置也触目惊心标着重重的红线——“175米水位线”。仿佛这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真的是宛如一面平镜。“如果是平面，就是一个完全静止的湖”，事实上三峡的水是流动的，一些学者指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高峡出斜湖”。位于库尾的重庆，水位要高于三峡。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可。但争论又来了，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有专家计算，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为7米/100公里。距离坝址600多公里处的重庆市的水位就会高达175米＋7米/100公里x600公里＝217米。这样的海拔，足可以淹了重庆火车站，淹了成渝铁路，淹了朝天门码头、淹了部分市区。　　

怪不得《网页》的责任编最后怒吼一声：“请给怒江人民一条活路！”

对部分“非主流科技研究”经验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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