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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882-1982）简历
据《中国矿业大学网》介绍：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
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 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 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 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 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
1949年8月,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 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 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3月29日, 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 《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新人口论”的孕育
1953年，我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
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普查结果：截止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共已达六亿九百万人。解放前我国人口是四亿七千万，净增一亿三千万，自然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二十二。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每年大概增加一千二百万盗一千三百万人。
人口年增长率千分之二十二这是一个不低的速度啊。何况我们有庞大的六亿人口这个基数，而这千分之二十二的数字马寅初也持有怀疑态度，因为那是抽样调查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根据他的研究和判断，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可能还要大。
早在1920年4月，马寅初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计算人口的数学》，开始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1928年3月，马寅初又在《现代之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通过节制生育、移民、教育、增加需求来解决人口问题。……
1954年至1956年，马寅初每年都借以全国人民代表身份外出市场的机会赴浙江等省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除了农业生产外，最主要关心探究的就是人口问题。……
马寅初深入基层，亲自了解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大量数据，结果他发现我国人口增长率每年要增加千分之二十二，甚至可能达到千分之三十。我们每年净增的人数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啊。人生下来就要吃饭、穿衣、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恐怕吃饭都会发生危机！马寅初坐不住了，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
怀胎五年
1955年5月，马寅初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整理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文章。 他首先征求了邵力子、李德全的意见。邵力子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同时认为马寅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能把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学术文献，提出一些思考性意见，并由此提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更具说服力，容易引起决策者的重视，此举甚好。使马寅初深受鼓舞。
以后马寅初又将此文呈递给陈云，陈云仔细阅读后，对马寅初说：“我完全同意你文中的观点”，“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哪方面都得考虑周到，稍有疏忽，就酿成大错。因此，人口问题对国家经济压力太大了”
陈云接着说：“当然，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有阻力，好的建议在执行时不见得畅行无阻，一帆风顺。我会在中央领导同志那里替你吹吹风，做些解释工作。你的人口理论，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立了一大功。”
马寅初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不仅听取了邵力子、陈云的意见，他还拿着初稿到柳亚子、马叔伦、李达等一些著名学者处一一登门拜访，征求他们的意见。
1955年7月5日至30日，马寅初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准备将他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向大会提出。在提出前，他首先将此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讨论。当时他是满怀希望和信心的，这是他两年多的心血。
然而在浙江小组会上除了少数代表表示赞同外，多数代表不同意他的看法，有的甚至强烈反对。
“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人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不能只看到人是消费者，而首先要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可能生产得很多，积累得很多，你那种观点显然是违反马列主义观点的。”“你所谈的人口问题，完全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你的说法虽然与马尔萨斯有些不同，但思想体系恐怕难免仍旧落到马尔萨斯的窝臼里”
一盆盆冷水当头泼下，使马寅初始料不及。但是他很冷静，他知道当时的气氛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主动把原来打算向大会提出的发言稿收回来。为了表示他的心迹，他在小组会上仍旧作了严正的发言。
“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我的发言稿件。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我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进行补充完善，下次的人代会上我还要提出。”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完全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责任。”
当陈云同志了解到马寅初人口问题论文的遭遇后，十分关心，他写了一个便条派人送交马老。马寅初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气可鼓而不可泄”七个字。马寅初心中一热，从心底感谢陈云的支持和关心。
马寅初并没有气馁，一方面积极找人交谈磋商，尤其是那些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对自己的人口问题论文再行补充完善，其中有北大经济学主任顾孟余、科学家竺可桢、著名经济学家王亚楠、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投入农村调查研究，充实事实和数据。
他在积极准备、补充完善他的人口理论，同时他也在等待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
一朝分娩
1956年，党和国家开始注意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1月26日，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1956年道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纲要》上正式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就业的机会。”
195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运动，并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应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周恩来建议成立一个节制生育的专门机构，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正式讲节育问题。
马寅初对于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人口问题，非常兴奋。
1956年，马寅初接待了一位印尼人口学家的访问，那位印尼人口学家在中国参观后，感慨地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严重的多，但是政府漠不关心，而你们的党政领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到重要性。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政府。
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1月25日，毛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毛主席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的市长如何管得了。你们来当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主席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人口的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史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友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灭掉的。”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整个会场响起了掌声。毛主席听了后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马寅初看到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利用一切机会畅通自己对控制人口的真知灼见。
3月31日，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马寅初应邀在会上着重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言。
4月26日，在北大临湖轩，马寅初接待了《文汇报》记者，就我国人口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对全校师生作了《关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问题》的演讲。这是马老解放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
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上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问题的关系》。
6月2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再没有什么犹豫，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理论，以书面发言方式提交大会。
7月5日，《人民日报》将此书面发言，冠以《新人口论》的标题，全文发表。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凄风苦雨
195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夏天，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新人口论”不合时宜地在这个时候诞生，于是马寅初连同他的“新人口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之中。
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明显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倾向。许多教授、学者、民主党派人士、爱国者、作家、科学家、党政干部、大学生被卷进去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也成了众矢之的。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许右派分子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有一个经济学家算了一大堆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大型工业，而只能高中小型工业。并引用列宁说的‘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文章由此得出结论：“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约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文章对马寅初做了不点名的批判。这是第一篇把人口问题讨论政治化的文章，是一篇政治味十足的讨伐檄文。从此开始了人口学领域大批判的政治运动。
于是，就有人紧跟着说马寅初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因此主张把马寅初划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统战部部长许涤新为此事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右派。”
此前，周恩来曾与陈云商量过此事，陈云也认为马寅初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他的“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坚决反对把马寅初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陈云出面制止，马寅初才幸免于难。
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人口问题时说：“人多些好还是人少些好？我看现在还是人多些好。”“现在不要怕人多，中国地大物博嘛！”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在批驳“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后、难以前进”的观点时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嗅觉灵敏的人，立刻从中嗅出异样的气味来。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庆祝建校六十周年。全校师生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马寅初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庆祝大会的主席台。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到会祝贺，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北大的老教授大体上背着两个包袱，一个是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个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现在我们在学术界的任务，就是要向工人、农民学习，在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市侩式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坚决的、切切实实的批判。”比如要批判实用主义、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等等。然后他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
陈伯达的讲话只是政治扒手捕风捉影，在嗅到一点气味后闻风而动，搞的一点政治小动作，但是在北大师生听来则是官方正式为马寅初定了性，于是北大掀起了一股“批马”的恶浪。
时隔一天，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产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会多。因此，他们对我国农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不但推翻了他们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人多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的更多，积累的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工作报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字里行间似乎已把马寅初放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位。
1958年7月1日，一位“重量级”人物，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北大作报告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一槌定音，从此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强词夺理的粗暴批判！
据统计，1958年，北大校刊和学校接连发表十八篇批判文章。《光明日报》从5月9日起开辟了批判马寅初的专栏。仅仅在1958年4月至7月，《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二十七篇批判文章，其中十一篇是来稿综述。与此同时，《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期刊杂志也陆续发表近六十篇批判文章，形成全国性讨伐马寅初的运动。
面对批判，马寅初气氛地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知道，他连马尔萨斯的书都没有读过，当然就不会知道什么是马尔萨斯，只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我觉得这种人才是货真价实的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说我利用人口问题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几十年前救了我。我感谢海来不及，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我认为人口问题上政府负担太大，发展下去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困难。我是为党为国家着想。正因为相信党、拥护党，我才这样重视人口问题。”
“现在有人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其实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不错，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在一起的，我还做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能负责任了。我自己也不引用了。这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1939年起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马寅初斩钉截铁地说：“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就要承担责任，错了勇于改正，是真理要坚持，即便于个人有所不利，亦该担当一切后果！”
对马寅初气势汹汹的讨伐不断在升级。他们以猛烈的炮火、极端的语言，封杀马寅初之口。让我们看看这些批判文章的标题吧：《剥下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假面具》、《彻底打垮马寅初反动透顶灯“新人口论”》、《驳斥马寅初反社会主义谬论》、《批判马寅初反动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变种》、《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资产阶级本质》、《马寅初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论的反动本质》……一顶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企图把马寅初淹没，使马老陷入灭顶之灾。
《新人口论》呱呱坠地，就置于凄风苦雨的摧残中，几近夭折。
挥戈上阵
面对全国上下黑压压的围攻文字，马寅初既不气馁，也不轻易苟同，而是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中国人口问题的证据不在外国的书本上，乃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广大群众对人口问题到底怎么想，每一对年轻夫妇是不是要‘儿孙满堂，五世其昌’呢？是不是还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还是情愿少生几个，来提高自己和子女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呢？因此我们要作一番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不能任凭感想来发表意见。”马寅初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观点，不能专凭教条来压制别人。”
为此，马寅初内心坦然。应为他的文章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的大量调查研究材料中得出来的，文中的每一个数据，都是一个个经过调查研究后统计出来的，没有任何虚假。因此他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他仔细地阅读那些批评文章，许多都是谩骂，没有理、没有节、没有什么内容，不能以理服人。透过这些批判文章他更加看清了自己观点的正确，他决定在人口问题上决不后退半步！
1958年5月9日，马寅初在《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中坦然地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哥白尼完成了他的伟大的著作。哥白尼为这部著作准备了三十六年之久，最后才在临死前的病床上，不顾任何威胁，向教会的迷信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就由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可见，他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了信心，并且准备像哥白尼一样，为维护真理，不顾一切地与权势抗争。
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为证明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这样一个真理，忍受了多少苦难！他的支持者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活活烧死在罗马。这是何等沉重的代价！然而地球确实围绕着太阳在转动。马寅初坚信严冬过去必然是春天，他的理论总有一天会被承认。
1958年至1959年，他连续在《北京大学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毫不客气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1959年12月，马寅初挥笔写下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重申我的请求》尚未发表，就传到康生手中。康生如获至宝，立即召来北大领导人，严肃地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你们看看他写的是什么！当日章乃器、储安平、‘章罗联盟’气焰何等嚣张，还不是一个个倒地认输了。他马寅初反倒越批越狂了。你们看‘挑战、应战、战死、投降……’这是什么口气？这就是你们搞批判的成绩么？”
康生喝了口茶，阴沉地说：“马寅初的问题现在看来，比我们原来估计要严重，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他的实质是借人口问题向党进攻。应该对他进行更严肃的批判，要深入发动群众，从政治角度贴他大字报。学生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把他批倒批臭。他的北大校长自然是不能做了，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要在适当时候罢免！如果你们认为他应划为漏网右派也可以报上来么。你们开批判会，我也来。”
在康生的策划和煽动下，从1959年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上旬，北大掀起了全校性批判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全校性批判会召开三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二百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与此同时，校内校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八十三篇批判文章，一时甚嚣尘上。
有几位好心的朋友立劝马寅初暂时放弃自己的观点，作个检讨，避开这个风头。马寅初冷静地说：“我一直在想，是我的观点错了吗？千百遍地比较、论证过了，人口是非控制不可的，我的观点没有错。是我的动机错了吗？扪心自问是出于爱国爱党的赤诚，我的动机没有错。是我提出的时机错了吗？是方式错了吗？不，不，现在人口在飞速增长，人口的基数奖越来越大，现在提出已经迟了。那么你们说我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检讨，怎样来写这个检讨。”
马寅初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当年在重庆，我提出对发国难财的人征收临时财产税，把宋子文、孔祥熙的财产充公。蒋介石对我不管是吓、是哄、是骗，甚至坐班房，我都没改口。因为那是关系到当时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若是改口，别人就不敢和‘四大家族’斗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但我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同意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若是改了，作了检讨，个人名节是无所谓的，就怕再没有人敢谈人口问题了，国家人口失控会更严重。”
最后马寅初坚定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提出人口问题的，我没有错，我不能写这个检讨。”
1959年秋，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声明：
“去年又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团团转’综合平衡论中作了些修改（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观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其中’的理论，更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立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难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处于诚挚的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越辩越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着‘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向困难低头。”
“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先要做好准备，没有把握不乱写文章，要勇于改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
马寅初一再声明：“我勇于改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性命也在所不惜”。
马寅初的这些话，不禁让我们想起他一贯倡导的“北大精神”。他在受批判、被围攻时所体现出来的不正是这种“虽斧烹
在被围攻的困难日子里，马寅初不仅不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危，更多想的是如何为北大学生做出榜样。他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就随便低头。”
不眠之夜
1959年8月，因庐山会议而掀起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国。马寅初的处境“岌岌乎危哉”。
正在养病的陈云对马寅初的处境十分担心，便找周恩来一起商量。周恩来了解马老脾气，也一直很担心马寅初的处境。于是从庐山回来后，周恩来特意约马老进行了一次非常困难的谈话。在谈话中劝他不要固执，应该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陈云对他也很关心，这也是陈云的意思，劝他采取主动。
谈话以后，马寅初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由于思想斗争激烈，使他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要不要写检讨呢？”在周恩来之前，已经有许多亲戚、朋友用类似的话劝过马寅初。马寅初没有犹豫，也不加思索，立即委婉拒绝了。现在经周总理提出，马寅初不得不反复思考一下：“写检讨，我能检讨写什么？应为我根本就没有错，违心的事我不会做，违心的话从不说，这个检讨我怎么写？不写吧，我又怎么对得住周总理真心诚意的劝导。”
马寅初翻身起来，打开电灯，凝望着壁上挂着的周恩来照片，思绪万千：总理啊！1939年日寇入侵，河山破碎、尸陈遍野、血流成河，我对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深感迷茫。是你指点迷津，使我豁然开朗。1940年我针砭时弊，身陷囹圄，又是你千方百计组织营救。1942年，我被软禁歌乐山，蒋介石宣布“三个不准”，妄图将我困死，我教书无门，投稿无路，又是你雪中送炭，帮助我度过难关。1948年上海白色恐怖，我险遭不测，也是您令人护送我离沪赴港又辗转北上参政。每当我围困的时候，总会得到你的帮助，你过去的恩德，我牢记在心，感激不尽。
今天的谈话我也细细思量，你说我们在做前人未做过的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摸索着前进。有些问题一时得不到正确的对待是难免的。你还说有些事情的做法在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把他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去判别，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中去比较，一个整体大局中去衡量，则是必要的。你还讲有些意见、主张尽管确实是正确的、善意的，但是，如果提出主张、意见的时机、方式、场合不适合当时的大环境的话，人们一时也不会赞成……总理，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我深表谢意。但是，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实在想不出要检讨的理由，因而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总理，我理解您的苦衷，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如今我辜负了你，你能理解我吗？人口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如果像这样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发展下去，它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和党带来很大的困难，造成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
几天以后，他在写成五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的最后部分加了《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文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最后，我还要队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握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做一个在敌人的法庭里、刑场下、屠刀下，始终高昂着自己的头颅，不肯屈服的好汉不难，在自己人、在家人、朋友、恩人怀着真诚关心的善意规劝下，仍能坚持原则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2001年第10期《书摘》上谢云的一篇《从马寅初的那个夜晚说起》说得好：“有周恩来这样有身份的人亲自劝说，有‘从大局出发’这样保全面子的说词，确是马寅初摆脱困境的最好机会。认个错，无非是‘话几句’的事。既下了台阶，又能保住自己的名位（人大常委委员、北京大学校长之类），何乐而不为？但是马寅初把真理、原则、尊严看得比任何其他东西（权势、金钱、自由、还有那位尊权重、可亲可敬、伟人兼恩人的充满善意的规劝）都贵重，或者他根本不相信放弃真理、自贬人格、抛弃尊严、去违心地认错、检讨，会有利什么‘大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就是马寅初之所以马寅初。真的感谢马寅初以及其他一些具有类似风格，毫无奴颜媚骨的人们，他们在许多人匍匐于权势、权威的脚下，对之顶礼膜拜的不正常年代，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使我们后人不至于耻笑那几十年竟没有铁骨铮铮的大丈夫。”
喜沐春风
1977年8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马寅初看到《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兴极了。他立即让儿子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信祝贺。他说：“我高兴邓副主席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由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起来。”
1978年冬天，马寅初又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陈云同志恢复工作的消息。他说：“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有丰富的经验，能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他想的透，看得远，深得民心。这样‘四化’进程九更快了。”他特地让家人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祝贺信。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以伟大的气魄和坚决额度决心，大刀阔斧，破乱反正，扫清历史的积尘。马寅初看到春天已经来到，他坚信他的问题的解决已为时不远了。
1979年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把控制人口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提出来。于是与“控制人口”息息相关的“新人口论”迅即出现了转机，解决马寅初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6月21日，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有关文件上批示：“耀邦同志：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当天文件即转至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处。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入股我们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错批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在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在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乐。”他立即在陈云的批示下面加了一段批注：“任穷同志：请即同统战部商量，我赞成恢复他的名誉。”中组部长宋任穷接到胡耀邦送来的急件，在同一天两位首长下了批示，足见问题的重要，立即给中央统战部做了批示：“请野苹同志和干审局阅，我赞成耀邦同志的意见，转请中央统战部考虑（最好能快点着手解决）。”
平反问题的提议和解决，在继续进行之中。
这个时候，各大报刊也刊登了学术界同志们要求为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的文章：197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龚明的《如果没有民主，什么事业办不好—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中立的《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7月20日《光明日报》刊出该报记者邓加荣写的《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8月5日《光明日报》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的文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并在文章前面加了大段“编者按”。按语说：“本报7月10日发表龚明的《如果没有民主，什么事业办不好—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一文后，陆续收到许多来稿和来信，认为‘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为马寅初先生鸣不平的文章’。‘这个不平鸣得好’，‘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理所当然’。”
8月10日，《光明日报》又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战略任务》。指出：“在50年代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的正确主张，今天已清楚地看到由此造成的严重恶果。”党中央及时为马寅初平反是顺应天意。
1979年7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中央委托专程登门拜访马寅初，转达了中央的意见：“马老，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您：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现在平反的具体工作，有关部门正在加紧进行，组织上还将对您的一生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马寅初兴奋愉快地说：“我很高兴，二十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马寅初爽朗地笑着说：“看来，我这老头子现在还有点用处。”
9月14日，北京大学举行大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校长周林在大会上宣读了彻底平反的决定。同时还宣布教育部关于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通知。马老因身体不适，由夫人王仲珍和女儿马仰惠代表出席。
9月15日，北大校长周林，副校长张龙翔和师生代表亲自到家里看望马老。亲朋也纷至沓来表示祝贺。
在鲜花、欢呼、颂扬声中，马寅初坐着轮椅，满脸笑容，委托次子马本初代替他讲话。
马寅初说：“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位曾经批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我的问题能平反，更说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愉快地接受北大名誉校长的任职。我对党中央表示崇高的敬意！”
1979年11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新人口论》刚一出版便被一抢而空，后来加印十二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新人口论》几经出版，加印，重印，前后共印刷了二十三万册，均被抢购一空，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叹。
马寅初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政治风浪之后，三进北大，担任名誉校长，并光荣地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人们高兴地看到，在马老健在之际，党和人民终于把这位刚正不阿，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应得的荣誉还给了他。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国策，正在大力推行，成效显著，先生应当无憾。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已成后人楷模，百世敬仰，先生应当无憾。
对部分“非主流科技研究”经验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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