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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文专栏 >> 张庆洲:《唐山警世录》背后

陈一文 (cheniwan@263.net) 2007.11

原载:《读库》0603,同心出版社

《“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无法“自拔解套”!》第58篇“附录”

陈一文顾问按:张庆洲为纪实文学界与新闻界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读库》中,发行量有限,较少人能够见到。这篇文章提供了《唐山警世录》写作、艰难的发表过程背后许多引人深思的重要情况,同时使我们看到发生重大科技创新受到压制扼杀事件时,纪实文学作家与新闻工作者的重大社会责任。

“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

唐山人无法忘记和亲人生活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后,数十万亲人的生命结束了,还有数十万幸存者由此而改变了一生。那些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及工作者们,无论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们都不应该忘记。

与大震有关的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山城--青龙满族自治县。在这个无法忘却的黄昏,这里是另外一种场景。远处的山尖缓缓地刺破了夕阳,西边的半个天就被染红了。整个县城一片悲壮。路边的大喇叭的“东方红太阳升”不见了,竟然滚动着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地震……”

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歧坐镇帐篷当中,一脸的庄严,指挥青龙县满族自治县四十七万人民创造着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这个大山的儿子,是他带来了大地震即将来临的信息。信息的来源地在哪里?九个小时后的震中区唐山!通报的人是谁?地震科学家汪成民。他是哪里来到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青龙距唐山一百一十五公里。冉广歧指挥青龙人民创造着奇迹,一无所知的唐山人民却面临着巨大的死亡……

--《唐山警世录》节选

《唐山警世录》1998年10月开始采写,2000年8月3日第一稿完成。然后书稿就被搁置。一直到2005年发表于《报告文学》5月增刊,2006年1月单行本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占用了我断断续续的七年时间。

纪实文学的关键是采访。第一个采访的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采访相当顺当,谁成想这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顺当,以后便是诸多的不顺当。曾经发出地震预报的有功的不说,在某个环节误事的也不说。误事的不说似情可原,有功的不说好像就有点费解了。被采访人年龄都比我大,风雨经得多,好像谁也不想没病找病。有功的和误事的偌大一群人,有两个长辈堪称代表。

冉广歧时任青龙县委书记兼县长,后调任保定市委副书记,已离休赋闲在家。直接找冉书记联系不中,就找了他儿子冉文彦。文彦说老爷子谢绝采访。我执意采访就直接去了。在保定古城宾馆,文彦说,老爷子说了我还是组织的人哩,他有组织的介绍信么?我就去了保定市委办公厅,说明来意,办公厅的看着我的证件就琢磨事儿。我紧着说大年初一的话呀,办公厅的就给开了,大意是,请冉书记接洽。跟着就盖了个大章。

文彦出来说,那还得看你跟老爷子的缘分。一瓢凉水顺着脊梁沟留下去了,我静了心,在中国官至市委副书记这一级,绝对是个政治家了,可不能小觑。

冉老的背像背着一个小面袋,再也卸不下去了。脸上老人斑不少,脖子上有几粒黄豆大小的煞是枪眼。他穿戴也土,掉到垄沟找不着。这是1976年的青龙县委书记兼县长吗?我与老人一搭话,便不由得五体投地了。他谈吐明快,思维相当敏捷。引经据典挥洒自如。青龙和保定的口音混杂着,浓重的声音就像一口苍老的钟,客厅好像也跟着发颤了。

中国人几乎都熟悉的县太爷—徐九经就在我眼前晃悠。

冉广歧与徐九经,一样的诙谐,一样的幽默,一样的**智。不同的只是:徐九经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文学家的再创作,才成为中国百姓所敬仰的县令;冉广歧率领青龙县人民创造的奇迹,也在世界灾害史上理直气壮地占有辉煌的一页。

前辈与晚辈对话,就像自行车的老轮盘和新链条,要磨合得彼此能接受对方了再说。他很清楚我的采访目的,我就是不进入角色,天之涯海之角越扯越长。他像待自己孩子一样无拘无束的时候,会主动说话的。我等来了那一刻,按下录音机。

冉广歧:唉--!俺爷俩儿坐一块了,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地说。唐山大地震过了一些日子,承德地位书记告诉我,这个事我跟省委汇报了,就不要声张了。国家地震局7月14日在唐山召开了一个会,汪成民发出了地震信息。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死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这个事就压下了……

梅世蓉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主管华北震情。唐山地震以后,听说记者和作者很难采访他。我采访的重点是咋漏报的,不采访主管华北震情的关键人,拙作就更显出拙来了。电话里的梅女士说,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我静静地聆听着一个七旬老者谢绝采访的理由。

与她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说唐山地震漏报了,您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梅女士终于答应了,转天我直奔北京。

在梅女士家里,这位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先谈了辽宁海城。我与梅女士惬意地交谈着,为海城人民幸免于难高兴。我说您那是就主管华北震情吗?梅女士笑道,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她完全沉浸在昔年的成就之中,声音好像也年轻了。她说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

梅女士有理由激动,那是中国地震史上辉煌的一页。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地震七点三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我们到国外去做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我不忍心把她从谈兴拽出来,可是不拽不中,海城地震不是采访的重点,唐山地震七点八级海城地震七点三级。一提唐山地震,梅女士的兴致骤然衰落,对话渐渐艰难起来,末了,一问三不知再问就摇头了……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 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五道六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张庆洲: 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种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八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时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作者注)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至于我,根本没资格去参加哪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哪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的很的机构。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我采写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都是先和被采访者约好时间,采访录音,过来整理文字,然后再约见被采访者,请他们亲自修改或签字,生怕与史实不符,生出是非来。

冉广歧老人在审稿时一字一句地推敲(他曾于1972-1974年间任《承德日报》总编辑),我作为晚辈深为感动。梅女士签字时,好半天才写上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并严肃地签上了名字。汪成民、耿庆国、黄湘宁、马希融……则是认真修改了稿子。每个被采访者亲自修改或签字前几乎都经历了反复思考,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令我钦佩。被采访者亲自修改或签字后文稿便不再动,我要永远珍藏。

我始终想采访查志远先生,始终未能如愿,这是拙作的遗憾。我希望有一天能补上这一页。

那时拙作叫《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

这部书稿开始漂泊,漂泊于京城各个出版社之间,有若干朋友为拙作出版奔走呼号。拙作最后落户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虽然出版过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却是初次。从整体结构到遗词造句,责编作了很好的修改,修改稿当精心保存。封面设计震撼人心:“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是黑体字,血色的不规则四道横杠压在朦胧的残楼上,上面标注着时间、地点和震级,死亡和重伤人数。

万事俱备只欠开机。

2000年10月13日20点左右,我接到唐山市委宣传部熟人的电话。电话中说有本书要出版啦?我说是啊。熟人又说,明天到市委宣传部来一趟有空没?我想说明天是周六,又一想周六谈话一准儿不是小事,就说好吧。转天到了市委宣传部,我看到了一份正式文件。

这份标为“中震办(2000)第343号”的“中国地震局文件”,标题为《关于对<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书橱里建议的函》: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唐山业余作家张庆洲所写的技术性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书书稿交我局审阅。我们阅后认为,该书存在严重问题:

一、该书作者将采访的部分当时人某些不符合事实的一面之词,不经核实地登陆,严重地歪曲了唐山大地震前后的一些事实。

二、该书中所给予肯定的某些做法,与我国方针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明显相悖,如予宣传,将严重误导公众,造成不良后果。

三、该书不仅涉及到唐山地震,还涉及到对现今的地震预报及某些地震预报手段的评价、对国外地震的预报以及‘文革’中的一些人物的评价等敏感问题,其很多内容都与事实不符。

地震方面的宣传报道是一个事关群众、事关社会稳定的极其敏感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曾多次作过指示。……鉴于该书不少内容严重失实,且采用的是采访当事人的纪实方式,如予出版发行,极易误导群众,造成人们对唐山大地震认识上的混乱,有损党和国家的形象……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并通知各出版单位,不要出版发行此书,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落款时间是2000年9月19日。

此路不通就迂回吧,我就以唐山和青龙为背景,构思了长篇小说《今夜无雨》。

《今夜无雨》初稿完成之际,中国地震局的朋友来电,说地震局局长早就换了,把书稿寄去再试一试?就试试。

2004年7月25日,拙作快递中国地震局审阅。其实是不敢奢望啥了,日子像黑白画报一样翻着,幼稚二字愈发凸显出来,正在笑话自个的某一天,我竟收到了宋瑞祥局长写于2004年8月9日的亲笔信。宋局长的信是用毛笔写的,信笺是洒金纸。信中说:

……这是对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的纪实,人们对此很敏感。但文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开放型防灾ABC,生命高于一切。为此,我们应当着力考虑未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是……可能便于大家认同……

宋瑞祥局长的亲笔信令我心悦诚服,我连夜开始修改。11月28日将修改稿呈送宋局长,请他百忙中阅示并作序。12月中旬,我赴中国地震局取序言,见到了宋局长,不巧的是他刚退下来几天。宋瑞祥局长不回避唐山大地震,撰写了令人警醒的序言:

……本书以唐山地震为例,提出了在有中长期及临震背景条件下,如何尽最大可能的防震减灾,以及社会公众如何逃生等重大问题。本书提出的命题“开放型防灾备灾ABC”、“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等等,我以为对社会公众是有益的。强烈的地震,生命线工程毁坏、房倒屋塌不可避免,但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是可能的。

……

世界各国和地区对空难和海难几乎都进行周密的调查,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教训,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安全系数。面对危害最烈的地震,人类却在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悲剧。只是把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地震预报是政府、社会公众和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大事情。人类居住的家园,一次又一次地被地震摧毁。二十世纪过去了,一百多万人在地震中遇难。新世纪来临之初,地震活动仍然按照地球活动规律发展而发生。……自然科学家努力探索,社会科学家也在探索。探索的目的只有一个:尽最大可能地减轻地震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

《唐山警世录》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著作。我希望人们多路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尽最大可能地减少自然灾害给人类的灾难。

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近海发生九级地震并引起海啸,造成印度洋周边各国空前大灾难。我当即把宋局长的序言连同拙作,一并特快专递到《报告文学》杂志社。

不久接到采用通知书。

在《报告文学》杂志社,一位副主编接待了我。大意是:《唐山警世录》由报告文学2005年第5期特刊发行。杂志社赠特刊一万册,我付五万元现金,杂志社给作者五千元稿酬。过了几天,我交了四万五千元现金,签了五千稿酬,得到两张收据:一张三万一张两万。

我交代这几句的目的是,有个别人说《唐山警世录》就是为了赚钱。

2005年7月28日上午,《唐山警世录》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报告文学》杂志和唐山市作家协会主办,北京铁路局承办。中国报告文学界的老前辈、科学家、记者、评论家、铁道部及铁路局领导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也有听到消息临时赶来的新闻界朋友们。秘书长张延增说,人家是看得起咱铁路,接待都接待。我心里热乎乎的就使劲记着。

作品研讨会原计划十二点结束,发言很热烈,便延长了半小时。发言陆续见报,摘录如下:

作者历经七载,三易其稿,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唐山地震前后的社会背景、地震监测、预报和抗震救灾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梳理分析,真实地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所以说,这部报告文学既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难得的防灾减灾学的科学文本,也是一份弥补珍贵的历史史料。

--《人民日报》

假如以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几十秒钟为界,将这个巨大的事件划分为震前和震后两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失衡的现象,绝大部分作品都把目光锁定在“震后”这个时段。深入唐山大地震前这个事件的内部,作者像进入了一个由巨大遗憾的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中国青年报》

唐山大地震虽是地域性灾难,如何防止、减少和战胜这种灾难却有着全人类的意义。《唐山警世录》以材料的翔实性、前沿性、深刻性作为文本基础,对地震前的社会背景、预报的真实状况、地震后的惨痛教训都作了深入的调查、详尽的描述。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状貌。文本拂去历史的尘埃和政治的遮蔽,凭借确凿的事实对真相作了真实的报道。

--《文艺报》

如果就此打住,我的拙作便没有了争议。然而,作品一旦流入社会,作者就无法左右作品的命运和由此而带来的争议,我将坦然面对这些,并期望与所有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一同探讨。

《唐山警世录》的策划编辑俞凡,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均未能如愿。最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

张庆洲:答读者问

《唐山警世录》问世以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北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中国新闻周刊》、《大公报》、东方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或评论,很多网民在网站发了帖子。我十分感谢新闻媒体、互联网的关注,在此就广大读者和网民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答。我不是地震学家,敬请有识之士,特别是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

读者:《大公报》记者郑曼玲背景报道,对最近媒体热炒的“唐山地震漏报说”,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首次作出回应。他说,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但有关当事地震部门对民间预测不重视才导致惨重伤亡的传闻则是不客观的。……他说,当时的地震局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地震局党组召开了多少次会,组织专家研究了多少次,这些都有记录。”因此,他认为,有关当时地震部门不重视民间预测并捂住真相而导致严重伤亡的说法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科学的。

张庆洲:这篇文章我读了。我只想指出三点。

首先,我对陈建民局长的回应十分欢迎。他说“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正视了历史。1976年7月28日23时左右,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召见了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以及梅世蓉和黄湘宁。梅世蓉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什么宏观前兆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似乎就可以盖棺定论了。这以后调子始终不变,唐山地震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第二,文中的“民间”似有非官方之意。不知是记者笔误还是其他原因,弄出一个“民间”来。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是政府机构,负责人是杨友宸,组建和领导了唐山市地震局监测网。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每周三会商,将会商结果报河北省地震局群测群防处,河北省地震局会商后报国家地震局。这个程序很清楚,冠以“民间”似不妥。

第三,文章说当时的地震局非常重视,“地震局党组召开了多少次会,组织专家研究了多少次,这些都有记录。”既然“非常重视”,汪成民似乎就不用往局长门口贴大字报了,北京市地震队就不用发震情告急简报了。自然灾害已经解密,可以把记录拿出来以正视听。地震局党组的多少次会议形成决议吗?如果有决议,是如何落实的?如果没有决议,“多少次会议”不就流于形式了吗?事关重大,笔者不敢苟同。

陈建民局长刚上任就遇到了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既要应付记者的提问,又要考虑地震局专家们的情绪。作为《唐山警世录》的作者,我在理解的同时由衷地表示歉意。

读者:地震预报是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唐山地震监测网能够预测出唐山地震,还缺少足够的依据来证明,这也是《唐山警世录》的缺陷所在。

张庆洲:网民中的确有这种声音。我需要解释的是,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技术书籍。我的读者和我一样,大都不是专门从事地震研究的,似乎不需要太多的图纸和数据。但是,《唐山警世录》是以图纸和数据为基石的作品,如果需要,我将随时提供。还有一条捷径,唐山地震爆发六年后,1982年8月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编),可以看看。

这本书动用了全国八个省(市)地震局,十几个研究所(队),直接参加编著的作者就多达七十五人。书中收录的有:马家沟矿地震台地电阻率临震异常图,唐山赵各庄地震台地应力短临异常图,唐山二中、八中简易应力短期异常变化曲线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比梅世蓉主编的书早三年半,已经有一本《唐山地震》(陈非比等编著,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问世,对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各种数据、图纸的异常变化作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两本书中有同样的依据。

读者:唐山地震监测网预测的那么准确,他们为什么还有遇难的呢?

张庆洲:这是一个事实。我想,大致有几个原因。

当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知识分子还戴着“臭老九”的帽子,如吴宝刚、周萼夫妇,从天津大学下放到唐山八中,只因为吴的岳父是国民党少将军医。唐山二中的田金武是唐山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六十年初就应邀参加了周总理召集的全国“神仙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政治待遇可想而知,不敢乱说乱动。

从大形势来看,国务院又(1974)69号文件,唐山大背景在一定层面是知情的。1976年上半年,唐山市地震会商会上,二中、八中、开滦、电厂,都提出了大震背景。唐山二中认为有七八级大地震。1976年4月左右,可能是走漏了消息,有人反映矿工不下井。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提出,各单位每次会商回去,只能跟党委书记一个人汇报,内紧外松。

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还远远无法精确到具体日期。唐山二中科研小组也就精确到“七月底八月初”。在这种非确定因素很大的情况下,他们轻易不敢出来躲避地震。

我的采访对象几乎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七级大地震谁也没有经历过,谁知道就这么惨!这也是其中缘由之一。

读者:唐山大地震,预测准确的是唐山地震监测网而不是地震专家,为什么?

张庆洲: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做出准确预报的,的确是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我以为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唐山地震监测网地处震中区,观测到的宜昌现象是准确的、及时的,数据是可靠的。二是中国人有爱国爱家的传统观念,唐山是他们的家,一旦得知家乡有大地震背景,便全力以赴地观测了。三是唐山地震监测网拥有一批层次很高的人,拙作交待了他们的履历。

读者:地震局为什么曾经不同意你的书出版?

张庆洲:关于唐山地震预报问题,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有不同观点,在以后的若干年仍有不同观点。地震局自身发的文件和简报就前后自相矛盾。仅以青龙为例:

首先提出青龙奇迹的是国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工作简报》第十七期详细披露了这个奇迹,题目是:“青龙县在唐山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

首先宣传青龙县奇迹的是国家地震局的报纸。1991年7月25日,《中国地震报》通栏标题:“一桩鲜为人知的事实:河北省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纪念唐山地震十五周年”,以整版篇幅刊发了青龙奇迹,并配发了评论:“政府发挥防震减灾职能的一个范例”。

首先讲青龙奇迹推向世界的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唐山地震二十周年之际,联合国邀请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和青龙县代表赴联合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国家地震局专家介绍了唐山地震时青龙县无一人伤亡的成功经验。

外电纷纷报道了这一人类灾害史上的伟大奇迹。

《文汇报》1996年8月10日刊发了“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文。

而对国内报刊报道青龙县奇迹,国家地震局上报的(1996)218号文件却说,有关青龙报道,“已给国内外某些人留下了所谓唐山地震有临震预报,但只有青龙县政府予以重视,采取了应急措施,避免了人员伤亡,而从唐山市道国务院都无动于衷,从而导致唐山地震大劫难的错误印象,实际上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政治影响。”文件的结尾,措辞更为激烈:“强烈要求宣传新闻部门尽快制止这种误导。”

事实咋样呢?《河北工人报》发表了“奇迹沉默在二十四万墓碑的背后”,笔者就在市政府附近居住,唐山很平静。《文汇报》的文章似乎也没有“造成社会混乱,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干扰。”我只看见了上海的投资环境很好。

我感到震惊的是,国家地震局的正式文件竟然把国务院也拉了进来,“而从唐山市到国务院都无动于衷”,事实上,唐山地震前党中央国务院并不知情(参见拙作142页)。并且,唐山地震发生在“文革”中,中央早已做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们又何必对那段荒唐岁月采取回避或掩饰的态度,而不是进行认真的反思呢?

《唐山警世录》的主旨是:青龙是如何创造奇迹的,而得到即将发生地震信息的不仅是一个县、一个市,青龙能做到的,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开滦矿务局没得到大震信息,为什么井下矿工震亡率仅万分之七?当下地震预报还不尽人意,开放型防灾减灾能不能做?或者说如何才能做的更好?地震预报是尚未攻克的难题,多路探索可行不可行?等等。

我的创作意图很简单:尽可能地减少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创作动机也很简单:不愿看到唐山地震悲剧重演。我真诚地希望,少一些遗憾多一些欣慰。

读者:《唐山警世录》终于问世,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庆洲:感触最深的欣慰。我们的政府正在走向开明。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宣布,自2006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这寓示着国家的执政方式正朝着更加开放、进步、文明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彰显着我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对社会公众的信任与真诚。

地震预报是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成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我由衷地祝愿中国地震局越走越好,成为社会公众最放心的政府部门。我觉得,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设社会科学家,探讨的目的是一个:假如灾难明天来临,我们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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